欢迎来到达尔文的世界——重读《物种起源》
明年即将迎来达尔文诞辰二百周年暨《物种起源》发表一百五十周年的纪念。近两个世纪以来，很少有人像达尔文那样，彻底改变了我们对于自然、社会和历史的看法，在生前就已经进入屈指可数的几位思想伟人的行列，也很少有一本书像《物种起源》那样，自出版之日起就大获成功，经久不衰，至今依然被人们一再阅读，更很少有某种思想像进化论那样，广泛地为人们所了解，并成功地渗入到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我们的生活常识和思维惯性。
当今我们对进化论思想的接受和使用，已经成为理所当然，习焉不察，即使偶尔对它有所怀疑和反思，也实难时刻警惕，置身事外。毫无疑问，进化论构成了近代思想传统中最重要而又最稳固的部分，影响着我们的日常生活和人类的历史进程。
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很多，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达尔文主义者所编织的历史叙事的流行。如今，他们所讲述的达尔文的科学故事早已是家喻户晓，而生存斗争、自然选择的理论也已是深入人心，以至于让我们觉得在达尔文追寻科学真理的故事和那个化为“常识”的科学真理背后已经没有什么值得疑惑之处。然而，正像侦探小说里所说的那样，一场最平淡无奇的谋杀案才是最扑朔迷离，也最成功的谋杀案。1844年1月11日，达尔文初次告诉年轻的植物学家胡克自己发现了物种的转变理论时，曾感叹道这感觉就像是坦白一场谋杀。如果说，后来《物种起源》的发表是这桩谋杀案中最惊心动魄的一刻，此时凶手对案件做了最精致完备的自我陈述和辩护，那么当今天这一切都变得平淡无奇时，才是这桩案件的真正落幕，最终宣告了达尔文的成功。
历史学家有时候就像一名侦探，他寻求人们做事的动机，探询他们不为人知的一面，留意他们不经意间留下的蛛丝马迹，重新拼凑出事件的真相。他首先要把握住今天看似最不寻常的东西，就有可能重现过去发生的一切。达尔文案件亦是如此。当我们回到历史的语境中重读《物种起源》一书，将此书的写作和出版过程放回到维多利亚时期英国的社会背景之中，把达尔文的个人生活和更为宽广的公共生活联系起来，考察他的科学思想和活动与当时的社会状况之间的关联，也许我们将会发现，即使一些最粗浅的历史讨论都将使昔日素朴的科学故事扭曲变形，改变我们对生存斗争、自然选择理论那种习以为常的态度，让我们对《物种起源》一书有新的认识。
众所周知，是一桩意外的巧合事件激发了达尔文尽快写作和出版《物种起源》一书。1858年6月18日，他收到远在印度尼西亚的华莱士的一封来信，其中附有一篇题为《论变种无限地离开其原始模式的倾向》的论文。华莱士请求他审阅这篇论文，如果赞同的话，还请他将其转呈给地质学家赖尔。这篇论文让达尔文陷入极度的焦虑之中，他痛心于自己理论的原创性已经被粉碎了。他没有能够看到华莱士的学说和自己有很大的不同，而是惊呼“即使华莱士手中有过我在1842年写出的原稿，他也不会写出一个较此更好的摘要来！甚至他用的术语现在都成了我那些章段的标题！”事实上，在华莱士的这篇论文中所关注的并不是个体之间的竞争，而是强调群体性的变种或亚种之间的竞争。出生于中下阶层的华莱士有着社会主义的倾向，他痛恨英国国教对社会的控制，不满财富两极分化带来的种种不公正，同情在冷酷的工业社会中苦苦挣扎的下层民众。他相信道德不过是文化的产物，人类是由动物进化而来。对于他而言，是环境而非生存竞争将消除不健全的人，进化终将实现完善的人的理想。
然而，当时的达尔文是不会意识到这一点的。此刻，他正在绅士风度和个人优先权的冲突之间苦苦挣扎，饱受煎熬。时而觉得自己要求优先权显得卑鄙浅薄，时而觉得放弃优先权将是难以忍受的。最终，在好友赖尔和胡克的帮助下达尔文摆脱了这个两难的困境。1858年7月1日晚在林奈学会，由赖尔和胡克宣读了达尔文和华莱士的论文，两位当事人均未在场。达尔文的论文包括：（1）1844年原稿选萃，（2）1857年9月5日至阿沙？葛雷博士信的一部分。由此，达尔文的优先权得到了保护。在华莱士事件上，不论达尔文曾经经历过怎样的痛苦挣扎，但他最终表现出了诚实的一面。对这件事情的评价，也许只有洞彻人性的歌德说过的一段话最为贴切，“科学的问题，常常是使人发迹的问题，一项发现就可以使人一举成名，并为他奠定成为公民的财富基础……每一种新观察到的现象就是一项发现，每一项发现都是财产。只要涉及到财产，他的热情便会立刻被激发出来。”
华莱士事件之后，达尔文意识到自己再也不能迟疑了，必须尽快写出一本包含自己理论的实质内容的书。他立刻全身心地投入到写作之中，1859年11月24日《物种起源》首版。然而，达尔文对《物种起源》的第一版感到一点小小的苦恼：“在书末的总结中我没有提到（由于疏忽）华莱士，但没有人对我提起这一点。”达尔文只好等到第二版时，把华莱士的名字放到一个显著的位置。华莱士事件也许可以让我们对达尔文那人性的一面多一点体会，但它本身却不值得我们过分纠缠，我们更应该关注的问题是：在华莱士事件之前达尔文为何一直对公众保持着缄默，长达二十年之久？他为何把自己的思想深深地埋藏在心底，即使对最亲近的朋友也小心谨慎，很多年不敢吐露半分？当他最终鼓起勇气和朋友们谈起时，为何也是闪烁其辞，一再试探他们的态度和立场？
编辑: ludongcn 作者:柯遵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