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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维杰，女，55岁，北京朝阳医院原医务处处长。

感染原因：在完全可以不用出诊的情况下，四处调度病人，安置床位的她被后来称为“引发北京早期第三条传播链”的病人感染。

现状：六处骨坏死（双肩、双髋、双膝）；肺纤维化；2007年3月做了“换头”（人工股骨头置换）手术，现住北京朝阳医院。

午后的阳光穿过半开启的玻璃窗均匀地折射到房间里，屋外不远处施工场地机器的轰鸣清晰传进来，半躺在病床上处于恢复期的毕维杰冲着记者热情地笑着，皮肤很好，几乎看不到皱纹。如今年满55岁的她曾有过一连串“壮举”：全国唯一被做过股骨“换头”手术的“非典”患者；北京市“非典”病人中气管被切开却能够生还的第一人；治疗期间一度被传出因公殉职的消息，她戏称自己应该是北京第10位“抗非烈士”。

那一天她终于跑不动了

毕维杰应该属于那种办事情特别细心的人。她把自己出现感染征兆的时间精确到了分钟：2003年3月30日下午4∶30，那天星期六，幸好儿子在两小时前已由家里赶往学校。那时已经出现眩晕的毕维杰在脑海里努力想着一个问题：我能上哪儿呆着？她把整个医院回忆了一圈，最后想到急诊室还有一个房间，周末没有人，可以上那边躺一下。

“那时候来医院的病人是真的多啊，”毕维杰让记忆继续往前推进，房间不够，就只能让病人暂时在走廊里的长椅上躺一会儿。2003年3月末的一天，那个后来被作为“北京早期第三条传染链”源头的王姓患者来到朝阳医院就诊，毕维杰参与了收治工作。直到后来才得知该病人在入院前就被某家医院已经诊断为“非典”却被推了出来。自此，毕维杰不可避免会在随后再接触的某天被“击倒”。坐在旁边的大夫递着话，“她当时完全可以不用出诊的。”

“医务处长就是一个协调员。”毕维杰这些评价自己当年的工作，她既要帮助安置病人，也要保障医务人员安全。为此她把医院里一个直到五月份才开门的“夏季肠道门诊”开辟出来作为临时病房。那时距离五月份“大爆发”还有一个月时间。“只是决定先用上，真没有想到后来会发展到那么严重。”她形容自己当时工作状态是“跑，楼上楼下的跑”，在各科室做工作，转移走医务人员，腾挪出一些地方作病房。“其实当时我已经是危险人群，不应该乱窜的。”而不跑的时候毕维杰就不停地往疾病控制中心打电话，希望能将医院已经确诊的病例转移到传染医院。“传染病房和医护人员办公室对角相邻，太危险。”这些场景在记者脑海中莫名幻化出“内政外交”四个字。

那个周五晚上快十点的时候，当她把呼吸机从急诊室挪到王姓患者床前后，就觉得格外乏力，再也迈不动步子了。以前她自认身体不比男同志差，这一次她却不想走动要“赖”在值班室住下来，最后在两个同事搀扶下才走上电梯回家。

“转移，马上转移！”

采访中，毕维杰提到最多的字眼就是“转移”。从医院确诊那名王姓患者为SARS病人开始，她就催办起王姓患者转院的事情，不停和疾病控制中心联系。当时情况是该患者为出租车司机，每天拉载客人很多，实在说不上来是谁传染给他的，他又暂时没有传染给下一家，包括和他成天亲密接触的家人。然而根据当时的规定，要确定为SARS，有好几条标准：首先得有传染源，即他的上家；第二条病情得符合相关特征；第三他要有传染的下家。据此他不能被界定为SARS。这下可把毕维杰着急坏了，她请来院长再次确诊后，以自己担保的名义让专家开具转院证明。“他就是SARS，我们就让他转院，不能总是这么搁着，医院怎么受得了。”记者发现一直说笑着的她也有沉下脸的时候。

医院随后又收治了一位年纪轻轻的黑人，当时他戴着口罩过来，不停咳嗽，而且对接诊医生说，“如果你们诊断是‘非典’，我就走了，不在这里看病；如果是感冒，我就在这里治疗。”得知情况后的毕维杰要求一定把他留下，并且紧急联系救护车转移，“我给救护车上的人交代说，他可一天都在想着往外面跑，我们几次把他拽回来，你们要把他送到传染病医院交给他的主治医师，可别让他跑了。”当时有人说，“他跑就跑吧。”气得毕维杰质问，“你贵姓啊，怎么这么不负责任。”一小时后那边给毕维杰回话说那个患者下车就跑了。“传染病法明文规定传染病人不得随意走动，却让他这样跑了。”再回首那段旧事，毕维杰还是颇为激动。

毕维杰是医院里第一个出现发烧症状的大夫，也是主动让专家出具证明第一个转院的，那位专家专门和她谈过一次话，“南方已经开始死人了，小毕，你一定要注意啊。”好几个护士对她说，“毕大夫，您千万别去了，传染病医院对抢救综合症不行，你去了就完了。”“我一个人不走，其他人还走不走，咱们医院受得了吗？”

北京SARS患者切管第一人

进到传染病医院后，毕维杰才知道自己医院防护措施远远达不到要求。一位穿戴帽子、口罩、眼罩、防护服的小护士到病房给毕维杰输液，站得远远地，过了一会儿，那个护士打来电话询问刚才她当时是否戴帽子了。“都吓成这样了。”

毕维杰被安排和一个体温四十多度的人住在一块。“我们俩就相互攀比谁的体温更高。”她要求赶紧隔离，得到答复是：“没有房间了，旁边屋子刚死了一个，你去不去。” 后来才得知他是世界劳工组织的那个官员，也是首位在北京死亡的“非典”患者。毕维杰说此前有人到楼下探视，她还可以扶着墙壁走到窗户边作个回应。自从进那间屋子后她就彻底不能下地了，病情越来越重，氧气管已经解决不了问题，后来使用“无创”氧气面罩“差点没被憋死。”

“插管吧，赶快插管。”有专家提议切开气管插管，毕维杰当时并不情愿。钟南山曾经说过切一个死一个，谁切谁得这个病，因为切口处将会直接散播SARS病毒。“切！切的人死也要往前走一步。”专家下达最后指令。那个负责插管的医生也说，“我还从来没有插管不成功的，我实在是不忍心了。”毕维杰成为北京“非典”患者中第一个切气管的。切开后插管的时候都不需要用麻药了，她完全没有了痛觉。醒来时毕维杰已经不能发声说话，只能用手不停地在床头比划，一位细心的护士给她递过去一张纸条，毕维杰在上面写到：请给我冬眠。医生让她睁开眼看看，“我十五天没有睁眼，不知道白天黑夜，全凭声音判断是谁来看望我了。”

此后她曾经拔过管，“受不了那罪。”监视器及时发出铃声，当医生赶到时发现她心跳只有三十左右。“真的很幸运，晚了就没命了。”其间，不时有亲朋打电话到医院询问“什么时候开追悼会”，网上也开始发布“朝阳医院毕维杰不幸以身殉职”的消息，还附有生平简历。出院后，毕维杰还能从网络上搜索得到。“北京为9名抗非烈士立碑，我应该是那第10个。”

窗外机器轰鸣声依旧，一栋新楼工地上正热火朝天。医院同事介绍，那是毕维杰康复出院后主持兴建的，她曾经说过，“朝阳医院花多少钱救我，我就帮朝阳医院把钱挣回来。”“我看治她10个这样的病例，这楼也挣回来了。”

据了解，比照目前的科技水平，股骨“换头”后只能维系15年，此后可能就完全瘫痪了。毕维杰似乎并不在意这些，她打算在下半年继续为另一条腿“换头”，她说希望能早一天站到新楼前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