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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武震，30岁，北京丰台区花乡医院原内科护士，非典时于北大人民医院急诊科实习。

感染原因：2003年4月10日晚，转送一位急诊病人时不慎感染，后得知该病人为北大人民医院第一例非典病人。

现状：10处骨坏死，2007年1月进行骨移植手术，工伤八级。

见到武震时，她正躺在中日友好医院骨科的病床上，输着液，脚上还打着骨牵引。她热情地招呼我们坐下，苍白的脸上挂着淡淡的微笑。武震的骨头移植手术恢复不太理想，原来的工伤七级可能要改为八级了。

出院的时候哭了

当非典在北京突然爆发时，26岁的武震正在北大人民医院急诊科实习。2003年4月10日晚，急诊科收治了第一例非典病人，武震正好当班，“当时没有什么防护措施，后来才知道是非典患者”。值完夜班，武震回到家中，开始畏寒、发烧、呼吸困难。出于职业敏感，她迅速收拾好东西，正式入院治疗，后被确诊感染“非典”，转至长辛店医院隔离病房。

饱受病痛的折磨，也差点与死神擦肩而过，躺在病床上的武震却每天都很兴奋。因为长辛店医院所有非典患者中就她一人是医护人员，大家都很照顾她，朋友们也都打电话安慰、鼓励她，觉得特光荣。一听到广播里“众志成城，共抗非典”的口号，武震马上心潮澎湃：出了院，我还要上前线！我有抗体了！

然而这种激动的心情在出院时骤然转变。“七万！听到这么多钱我当时就懵了！”非典期间，医护人员的治疗费用由单位支付，可武震是个例外。非典是在人民医院感染的，可人民医院是实习单位，并不是工作单位，不好开口要钱；工作单位是一所乡镇医院，还没给职工入医保，武震也没办法享受医保报销。院方一直在催缴费用，武震焦急万分，一筹莫展的她想到了学校，“我是在实习期间被感染的，学校应该负一定责任……”，然而学校的态度十分坚决，称她为成人教育，不归学校管。

只能回过头来找单位。单位虽然很同情她，但数额七万元的治疗费用，对于财政状况本身就很拮据的乡镇医院来说，是一笔不小的支出。领导建议武震一边找乡政府，一边找卫生局，单位也尽力筹措。无奈之下，武震只好“厚着脸皮”去求人民医院，依然没有结果，“人家说你怎么不早找啊，03年底前有这个政策，现在没了。”

武震个人先垫付了一部分费用，单位支付了一部分。直到2004年夏天，在她和家人的多方奔走下，乡政府组织了一次捐款，丰台区民政局给了一些补贴，自己掏的费用才算了结。

不得已放弃治疗

重获新生的武震很快欢欣地上班了，她很珍惜这得来不易的生活，也对未来也充满了憧憬。然后10月份的一份核磁共振报告，打破了生活的平静——由于非典时使用大量激素，导致股骨头坏死。像所有后遗症患者一样，她震惊、哭喊、郁闷，但摆在眼前的事实，逃避不了。

2004年3月，武震和几十位非典后遗症严重患者集体入住小汤山医院进行疗养。然而武震仅仅呆了三个月，就没钱继续住下去了。她说当时特别不愿意离开，因为复查片子时，看到别的病友都有改善，自己却没有时十分着急，“留下来治疗应该会好一些。”她始终觉得委屈，“为什么有钱就能住，没钱就不能住？”

可是哪来的钱？乡里已经捐过一次钱，向单位要钱，也不太可能。非典的治疗费，单位已经掏了不少，也到处争取，为她“讨到”了一些钱。剩下的一条路——只能向家里要。自己的家境，在农村都不算好，父亲是锅炉工，后来被买断工龄，只能在取暖的季节里找到工作；母亲是普通农民，几乎没有收入来源。为了自己，父母已经操了不少心，不能再向他们伸手了。

无奈之下，武震只能放弃治疗，回到单位继续上班。平时吃一点预防骨质疏松的药，每三个月复查一次，没有任何理疗可做，疼得厉害了就打几天吊针，吃点止痛药。除此之外，她也没有其他病友“车接车送”的待遇，每天骑着自行车上下班，车后面架着两个拐。医院为了照顾她，将她安排到住院部收费处工作，虽说不太劳累，但和门诊医生的待遇相去甚远，最关键的是，不在一线就失去了最好的学习机会。

不能在心爱的岗位工作，没有钱巩固治疗，反反复复想着这些事，武震整天郁郁寡欢、心情压抑。“当初就不要救活我，让我死了算了！”在卫生部的心理调查中，测出“重度抑郁”倾向，后经安定医院确诊为抑郁症，一直服药治疗。

2004年9月，武震特意请了一天假，拄着拐来到北京市政府大楼。刚要往里面走，被警卫拦下来，“干什么？”“我----!”她笑着告诉我们，那一刻突然有了前所无有的勇气。信访室里面人头攒动，空气浑浊，有点像火车站售票大厅，夹杂着各地的方言，每个人都很激动。“开始不好意思进去，后来一想我没做什么亏心事，是国家和政府把我忽略了。”弱小的武震拼命挤，怎么也挤不进去，只能在后面等着。一位女干部注意到这个拄着双拐的女孩，走到她跟前。刚开口问怎么了，武震的眼泪刷刷就下来了，“我是因公感染非典的，因为单位没钱，没法支付我的医药费，不能继续治疗了……请问对我们这些人究竟有没有政策？”女干部给了她卫生局的地址，说正管这事呢。

第二天，武震拖着疲累的身体来到卫生局。一听是感染非典的后遗症患者，工作人员把她单独叫到一个屋里，给了一张表，各种信息记录得十分详细。“填完表格，我觉得开始有点眉目了。”等待的过程还是有些漫长，一直到2006年4月，卫生部出台了“非典”后遗症人员医疗费用报销办法，对415名感染“非典”医务人员进行了工伤认定和劳动能力鉴定。年底，武震的遗留医药费全部报销，入了工伤保险，以后的治疗也有了保障。

“终于有人管了……”四年追讨之路有了结果，武震的脸上第一次露出了笑容。然而这个命运多舛的女孩最终没有逃过厄运。2006年底，她的病情急转直下，双腿疼痛难忍，一查，左股骨头塌陷了。为了缓解疼痛，她选择了做手术，即使再站起来的愿望遥不可及，坚强的她依然会有好的治疗方法出现，或许，她已经习惯了越挫越勇。

武震在医院住了四个月，每天只能盯着天花板，她迫切地想要腿快点好起来，能到外面走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