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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鹤鹏：诺奖与中国态度—兼对两篇文章的评论
发布日期：2011-10-04 13:59 文章来源：<a href="http://www.dxy.cn">丁香园</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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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度诺贝尔生理医学奖揭晓，来自加拿大、美国和卢森堡的三名科学家因在免疫系统方面的贡献获奖。一半奖励布鲁斯·巴特勒(Bruce A. Beutler)和朱尔斯·霍夫曼(Jules A. Hoffmann)在激活先天免疫方面的发现。另外一半奖励拉尔夫·斯坦曼(Ralph M. Steinman)对获得性免疫中树突细胞及其功能的发现。
像往常一样，大家很快就展开了中国何时得到诺奖的讨论，于是就有了这样的文章。
亚洲科学家将终结美国“垄断”。今天出版的《印度斯坦时报》则撰文认为，亚洲的科学家们正在终结美国的垄断地位，成为诺贝尔奖的新宠。该报援引曾经成功预测十位诺奖获得者的评论家大卫·彭德勒布里的话说，亚洲，特别是中国，将很快有更多的人获得这个科学界的最高奖项，并成为获此殊荣的“生力军”......
现在，我们相信，越来越多的诺奖得主将来自亚洲。加拿大《世界编年先驱报》认为，诺贝尔奖近年来出现的变化是令人欣喜的。非洲和亚洲都有科学家成为诺奖得主，这让这一奖项更加具有广泛性。《新西兰先驱报》则持类似观点。文章称，美国人多年来在获得诺贝尔奖人数上的“统治地位”将在数年内宣告结束。而去年的一篇评论，也很快被一家门户网站重新置顶：科学家将研究视为游戏得诺奖 惊醒国内科研工作
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科学家安德烈·海姆和康斯坦丁·诺沃肖洛夫，以石墨烯研究获得2010年度诺贝尔物理学奖。诺贝尔物理学奖评审委员会说，之所以授予这两位俄罗斯裔科学家物理学奖，是为了奖励他们“研究二维材料石墨烯的开创性实验”。据评审委员会介绍，把研究工作视为“游戏”是海姆和康斯坦丁团队的特点之一，“在过程中学习，谁知道或许有一天会中大奖”。反观我们，诺奖之所以成为国人的一块心病，正是因为我们在看待科学研究问题上走了两个极端，要么是把学术行政化，以为凭借行政指令就可以把学术成果“计划”出来，要么是把学术神圣化，以为不通过高深莫测的“登天绝技”不能研究出有开创性的学术成果。
现阶段，我们真正缺少的既不是先进的科研设备和必要的科研投入，也不是科研人员没有享受到必要的经济待遇，而是对待科学研究的态度有待匡正......
但其实，如果没有制度性的因素保证，对待科学研究的态度如何能匡正呢？而制度性的因素，固然有短期的科技政策的原因，而体制因素导致的长期政策短期化，也一定会让人难以做出真正创新性的研究来。
从短期科技政策来看，我们倾向于实现以国家意志为基础的追赶和超越。在工程技术领域，这是可行的：虽然高铁事故不断，但中国毕竟建出了世界上最大的高铁网络，毕竟最后的总装是在国内完成的。但在科学领域，重大的创新则需要创造性的思维和做法。这在中国科研界存在如下障碍：1. 最基本的是论文的工分制度，让模仿已有思路进行新条件下的测试成为发高影响因子期刊的论文的捷径；2.科研经费倾向于集中力量办大事，但大事需要官员承担责任，而承担责任必须有证据，证据就是老外已经搞出来了，所以资助相对安全；3.科研管理，随着PI制度的普遍确立，从PI的兵到PI，到管PI的科研处长，再到管科研处长的所长/校长，固然不能说手里完全没有活钱，但每一分钱都要看到拿出花这笔钱值得的“证据”出来，这样也只能让大家跟着来。注意，在这种情况下，还是可能产生高被引论文的，但这种高被引用很难成为开创性的、获得诺奖级别的成就；4.花钱时，省着花钱（怕搞不到下一个课题团队解散，资助款项往往到来比较晚）和突击花钱（快结题了需要按标书花完钱）两种现状并存，导致人们很难以研究自身需要作为标准来进行科研安排；5. 交差，原创性的研究被人认可需要时间。即便发表，与短期之内对科研交差的要求相比，都有很大差距；6. 决策过程，你说咱们的政策（资助决议）出台那没有群众参与是太极端了。但说在现在这种情况下，政策（资助决议）的制定过程中，没有办法根据各种制衡因素进行科学分析，这大体上是不会错的。
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的所长王晓东接受记者采访时谈到了他曾与之共事的，正好可以成为诠释笔者上面分析的一个证据。
据王晓东说，当时巴特勒不光是给他留下深刻印象，也给很多人都留下很深刻的印象。巴特勒的胆子非常之大，当时为了研究这个项目，把实验室所有的其他题目全部停掉，这个题目是非常非常有风险，但巴特勒看中了这个课题就全力以赴地做这个课题。非常执着，有冒险精神。
回到我们的情况，你去把各种并行的课题停掉试试？这个责任谁来负？
而且，能取得诺奖级成果的人精，必然有大师级的智慧。但这样的人精，在中国这种文化中，往往需要得到大师级的认可（没办法，得不到认可你是没有办法在自己实验室自娱自乐的），要不绝对难受，更不要说拿到充足的经费了。这一点，实际上与我在上一篇文章《搞笑之后的思考——2011年Ig Nobel颁奖观感》讲得是一个道理。
在这一点上，鸿飞兄应该比较清楚，所以最后还是赶赴美国去找大师和作大师。
那么什么是长期政策的短期化呢？首先要承认，世界上各个重视科技的国家，没有哪一个像我们这么重视计划的，美国人会作很多计划，但包括美国科学院在内的很多预测和计划是智库行为，而我们这方面的工作绝对是有组织的政府意志。
但是，即便我们在不断做出中长期科技规划，2020之后又做到了2050，但谈虚的可以，一旦具体到花钱和用人两个环节，一定会祭出上述的衡量短期行为的参照标准了。无他，无人敢于也无人愿意承担责任而已。
事实上，我们之所以很热衷于做计划，从2020做到2050，与目前主导我们短期行为的因素其逻辑一脉相承：正是因为缺乏人真正负责，所以同样缺乏信心（信心和责任真是高度相关的）；正因为缺乏信心，所以需要规划出来“信心”。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真正缺少的既不是先进的科研设备和必要的科研投入，也不是科研人员没有享受到必要的经济待遇，而是对待科学研究的态度有待匡正。”这句话，就要改成“我们真正缺少的既不是先进的科研设备和必要的科研投入，也不是科研人员没有享受到必要的经济待遇，而是没有条件让我们有正确对待待科学研究的态度。”
最后顺便说一下，普通科研人员的经济待遇还是偏低的，特别是考虑到科研资源聚集的地方房价都奇高无比（这一点与美国完全不同）。还要温习一下与鸿飞兄早先交流的一句话，那就是项目看着挺大，钱看着挺多，其实都是分解成无数个团队，每一个团队拿钱并不多。这也引证了我上面的分析。因为无人敢于也无人愿意承担责任，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尽可能平均分配资源，资源分配尽可能广泛从而导致批评者尽可能少。所以说拿大课题、花大钱的大腕们，个个因此成为了亿万富翁那绝不正确，但说大腕们因此都有了亿万富翁那样花钱和分钱的感觉，这大抵是不会错的。
编辑: riset 作者:丁香园通讯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