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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日的上海，天色阴沉。记者一大早赶往复旦大学校园时，师生们已经在制作挽联，并通过网络、板报等各种渠道表达对一代大师离去的浓浓哀思。就在两个月前，复旦大学刚刚为谈老举行了隆重的百岁庆典，谈老的学术风范和人格魅力在师生心中永存。

“科学救国的志向让我与遗传学结下不解之缘”

谈家桢一生与遗传学结下了不解之缘。早年，抱着“科学救国”的志向，谈家桢远涉重洋，来到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师从现代遗传学奠基人摩尔根及助手杜布赞斯基攻读博士学位。学成后，他坚决回国，并在经典遗传学上升阶段，开始了他的遗传学研究和教育生涯。

建国后，新中国的遗传学发展曾两度险遭灭顶之灾。建国初期，在遗传学领域里，曾强制推行和灌输李森科的一套伪科学，形成中国遗传学界一派独霸的局面。在20世纪50年代上半期，这种情况愈演愈烈，已到了容不下摩尔根遗传学在中国存在的地步。60年代，正当遗传学教学和研究取得一定进展时，“文化大革命”使遗传学在中国又遭受了一次灾难性的打击。谈家桢的家庭遭受到家破人亡的厄运。然而即使身处这样的逆境，谈家桢也没有改变对遗传学的赤诚之心，相比于个人的荣辱得失，更让他深感忧虑的是遗传学几经挫折，将会严重影响国家在生命科学领域中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发展。

在谈老的人生历程中，毛泽东主席的4次接见令他难忘。当时，毛主席与谈家桢谈了遗传学在中国的发展问题，支持并鼓励他把遗传学搞上去。这些接见本身不仅给这位心直口快、对事业怀着赤子之心的科学家带来信心，更重要的是在客观上，把谈家桢推向了前沿，使他在扭转当时遗传学在中国发展滞后的局面时起到了重要作用，推动和促进了中国遗传学事业的健康发展。

在科学园地里，谈老是一位辛勤的耕耘者。自上世纪30年代初，谈老开始陆续发表以亚洲瓢虫为实验材料进行经典性群体遗传学的研究成果。随后，他创造性地利用果蝇唾腺巨大染色体的新技术，在进化机制上进行一系列研究，为现代综合进化论的建立和发展提供了有力的证据。上世纪60年代开始，他确定了当时在国际上首创的以猕猴为实验材料从事辐射细胞遗传学的研究，为和平利用原子能的实际应用等方面提供了科学依据。到了70年代，这项研究进一步延伸，他和他的学生在国内首先从事环境化合物的毒理测试和有关环境诱变剂的研究。

他，将“基因”一词带入中文，壮年之际建立了我国第一个遗传学专业；他，坚持真理，以毕生心血换来我国现代遗传学事业从无到有、从弱到强。9年前，一颗国际编号为3542号的小行星以他的名字命名。

“看到学生超过我这个老师，是我最开心的事”

从1936年应当时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之邀任浙大生物系教授至今，谈老已经为他热爱的教育事业奉献了70多个春秋。他最高兴的事莫过于自己的学生超过自己，成为世界遗传学的领跑者。在百岁庆典期间，谈老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这一生没有金钱，财富就是学生。”

谈老是位世界级的科学家，家里总有国外同行前来拜访。80多岁时，谈老还常偕夫人陪外国同行去逛街，与许多国际一流大学的校长结下深厚友情。谈老向他们推荐自己的学生。后来，只要他的推荐信一到，学生便立即被收下。久而久之，中国的一批遗传学精英迅速成长起来。这几年，我国遗传学领域科技成果屡破“世界纪录”，谈老居功至伟。

前两年，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有两项重大成果：一是解读哺乳动物基因的夸娥转座因子，二是研制猪口蹄疫基因疫苗。那几天，谈老仔细阅读美国《细胞》杂志发表的论文，兴奋异常。在学术上，有的学生走到了他的前头，有影响的论文刊登在世界顶尖的科学杂志上，谈老总会马上复印下来，把它嵌在镜框里挂在自家的墙上，还会第一时间打电话去表示祝贺与鼓励。他很认真地解释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是我的座右铭，也是世界发展的必然规律。看到学生超过我这个老师，是我最开心的事。”

谈老的学生、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教授周光炎至今还记得，当年第一篇论文完成，英文摘要却犯了难。不是他们读书不用功，问题在于上世纪50年代大家学的都是俄语。怎么办？硬着头皮写完给谈老“批改”。几天后拿回来一看，十分感佩，不仅有纠错，整个文章的布局也大有改动，而且，术语的选择特别考究和地道。第二天，谈老又把摘要要回去推翻重写一遍，他对愣了神的周光炎笑言：“不应该亏待你那些漂亮的图嘛。”后来，这篇论文发表于次年的学报第一期“头条”位置。之后半年内，6封海外来信索讨单行本，其中包括大英博物馆。周光炎心里明白，没有谈老近400字出色而流畅的英文摘要，国外学界不会有人在意两个中国学生的作品。更想不到的是，这篇经谈老悉心指导并投入大量心血的论文，在作者栏中只有这两个本科学生的名字。老师接受致谢，但不同意署名。谈老想的，只是尽快把年轻人推到第一线，哪怕他们只有二十几岁。

不久前，谈老在为复旦大学百年校庆致海内外校友的一封信中这样写道：“吾平生无所追求，终生之计在于树人，希求我的学生以他们的学识服务于社会，贡献于人类。在我古稀之年，眼见我的学生，不论在国内或海外，个个脱颖而出，在各自领域里出类拔萃，不少人并以他们的创新精神走在生命科学的最前沿，做出了为世人所公认的成就，我为之感到兴奋。”

“丰衣足食、安居乐业、国富民强、天下太平是我的和谐理念”

“人体进化秘最玄，寻踪苦觅穷辨源。万类古今何相似，缘是基因密码传。巨言出，惊九寰，送浪蛰旗心映天。九旬常怀千年策，热血更温世纪泉。”在谈老家中，悬着一幅他抄录的自勉诗。

除了教育、科技，谈老还关心着上海的发展。1997年9月，随着人类基因组研究成为国家重点领域的重点研究项目，建立我国第一个人类基因组学研究中心的任务迫在眉睫。其中最大的问题之一就是选址。当时有关部门已经初步打算将研究所设立在上海，但上海的主要高校和国家科研机构都希望将中心建在自己的园区，这个问题久久没有得到解决。当时已近90高龄的谈老精心调查，最后向这个重点项目的负责人提出建议：“你可以去浦东张江看看。”首先，选址张江可以避免各单位在选址上的分歧；其次，张江是国家生物医药产业创新基地，在这里构建起其知识源头之一的基因组科学技术体系，岂不是有画龙点睛的功效？谈老为“聚焦张江”的上海发展战略出了一次大手笔。这个建议随后被国家所采纳，在谈家桢的直接关心和帮助下，1998年促成了上海人类基因组研究中心的成立。

究竟是什么让谈家桢逆境不屈，顺境不息？谈家桢的回答是：“现在中国的科研发展正当时候，我要追回失去的时间。”

谈老曾说，每个人的情况有所不同，境遇也有差异，但是有一点是相同的，即每个人毫无例外地生活在一个矛盾世界里。有矛盾是正常的，因而在遇到工作、生活、事业上不顺时，不必那么惊慌失措，消极悲观。人需要有勇气面对现实，去解决矛盾，生活在这世上就是在不断解决矛盾中得到进步。解决了矛盾就个人而言是长了一份知识，对社会就能起到促进、发展的作用。

作为生命科学工作者，谈老说自己的责任可用四句话来概括，那就是“丰衣足食，安居乐业，延年益寿，天下太平”。他解释说：丰衣足食，就是用生物学研究成果推进农业发展；安居乐业，则是解决环境问题；延年益寿，当然是进行医药开发；天下太平，是要制止生物武器，维护世界和平。

这也是他，一位将自己的生命与中国科学发展融为一体的科学家始终坚持的“追求身心和谐”的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