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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客连载：《医事——从自己开始的医学救赎》（一）

无法逃离的另一重身份

坐在我旁边的同事消失了半年，终于又来上班。这半年发生了很多事。比如季节更替，从春天到秋天。比如旁边紧邻的街道一夜间冒出了装修得纷繁多姿的咖啡馆。比如我的一个朋友生了病、读了史铁生的《病隙碎笔》，我们还几乎在同一时间去书店抱了本苏珊桑塔格的《疾病的隐喻》回家……

同事上班第一天，我约她中午出来吃饭。走在去餐馆的路上，我就这么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这半年的变化，试图打破有些尴尬的气氛。因为，这半年，对于四十出头的同事来说，发生的事更多、更重大：她陪着半年前突然诊为癌症的丈夫，走完了最后一段生命路程。这半年对她来说，意味着亲历了靠得最近的生和死，最终看着病痛。

除了象郑钧唱的“我们活着也许只是为了相互温暖”之外，我请她吃饭是因为相信她对于生老病死之类的话题已经不再忌讳，所以才有勇气请她吃上班后第一顿午饭。我还相信在写完这本书之后，自己的神经也变得比较坚韧，能够面对得了她可能会谈起的生老病死。没有足够粗壮的神经，怎么能抵挡得了可能的痛哭流涕的悲剧场面？又怎么能对着一个亲眼目睹生死的敏感心灵，去谈论不可避免的冰冷话题？

那天吃饭时，同事果真说到伤心处，流下了眼泪。她也果然和我说起健康和疾病、生和死的话题。除此之外，她还说起在这半年里她读到的徐晓的《半生为人》——又一本和疾病有点关系的书，她说：这本书给了她四十年来最贴近的思考。她还说：没有思考，内心实在难以得到平静。

翻开苏珊桑塔格的《疾病的隐喻》，第一页写的是：“每个降临世间的人都拥有双重公民身份，其一属于健康王国，另一则属于疾病王国。尽管我们都只乐于使用健康王国的护照，但或迟或早，至少会有那么一段时间，我们每个人都被迫承认我们也是另一王国的公民。”

我们人人难逃病人的身份——无非是个迟早问题。我们迟早必须面对自己一堆不太精密的零件构成的身体，也迟早会有面对医生和医学的那一刻：可能是作为一个感冒患者，一个关节炎患者……可能会作为一个先兆流产的孕妇，或者是因为一次单位体检才偶然发现高血压高血脂……每个人在自己成为病人之前，有可能因为亲人或者朋友的缘故更早面对病患——但事实是，并非人人都知道如何去做聪明病人，也并非人人能做成聪明病人。

现代医学正一步步变成科学“横行”的世界，那些头戴新概念面世的新药、巧夺天工的医疗技术、汪洋似海的研究进展信息，正象现代健康生活里的娱乐节目一样铺天盖地，我们渐渐生活在赫胥黎描述的“美丽新世界”中，他预言——在未来世界，人们会渐渐爱上压迫，崇拜那些使他们丧失思考能力的技术，人们会淹没在汪洋似海的信息中日益变得被动。生活在这种“美丽新世界”的我们，在信息拥塞的现实中忙于分解注意力，忙于被导游一览、速成手册、快餐文化和心灵鸡汤抓住，琢磨如何创业、如何管理、如何成功……确实不大有功夫去考虑面对疾病王国这种极端处境——结果通常是，到了那一天，我们被生活忽地抛向了坚硬冰冷的本质。“美丽新世界”中让人麻痹、舒服、懒惰的糖衣被剥去，只剩下一个人，赤裸裸，面对陌生和让人厌恶恐惧的一切。人从未如此孤独。这时，他比往常更需要自尊和自由。而思考，几乎是通向自尊和自由的唯一路途，只有它能带我们进入平静和坦然，我们可以籍此找到解决之道。这种解决之道也许不是完美，但起码更好。

在我们或者我们亲近的人生病时，我们必须面对眼前的整个医疗世界，面对这个医疗世界暴露出来的各种缺陷。这个“庞杂的、势利的、官僚的、自负的”医疗世界，它潜在的问题一一暴露在我们眼前：看病难，医疗费用高；医生日趋冷漠，对性命攸关的大事掉以轻心，先拿红包后上手术台；医学分工过细，病人成了一部零件出了错的机器……然后，我们开始了愤怒和抱怨，这世界不乏一些愤怒的病人。但是别忘了，我们的最终目标并不是为了玩场情绪游戏，更不是为了让愤怒和抱怨这些“负面”情绪，来加重疾病。不完美的现实象团泥沼，让人很容易忘了最终目标，并在现实细节的纠缠里越陷越深。但如果告诉你，现实就是这样，这就是我们必须生存的看上去粗糙不堪的环境，或者说，短时间内难以发生改变的环境，或者说，正以缓慢的速度力图克服缺陷的环境，我们能做的就是——直接面对它。不仅直接面对它，还要动用自己所能，找出迂回之计，拿出全部人生智慧来面对它。因为这世界可能没有完美的解决之道，但起码有相对更好的解决之道。

事实是，似乎只有进入了疾病王国，我们才不得不去面对自己出错的身体，面对疾病，面对死亡恐惧。这时，我们需要去给许许多多的问题找答案：为什么人会生病？为什么会对死亡恐惧？我们如何主动地去了解自己的身体、理解疾病的意义？面对医生时，能否改变病人的“弱者地位”？怎么和医生进行沟通，得到我们希望的医疗？我们如何面对“信息的不对称”？如何赢得医生的注意力，尽可能获得最好的照顾？……这些问题，它们已经超越了医疗世界本身，而是和我们自己有关，需要我们自己去主动解决。但这些问题里的绝大多数，我们很少真正认真、透彻地思考过。我们似乎已经习惯“偷懒”地把这些本该由自己去对付的任务，也一并推给了医生、推给了医疗制度，希望他们能把这些问题的答案和治疗方案一并给我们备好。而我们似乎只是那个穿着病号服，躺在床上或者在医院的走廊里溜达，被动等待结果的人。在我们严格审视生存环境的时候，又何时把“审视的目光”投向自己，去关注来自心底的声音，去关注那个近乎丧失思考能力、思考要求的衰弱的“自我”呢？

一个人在疾病王国所面对的，不单是众人抱怨的糟糕医疗环境，还有作为人而非动物，那些来自他心底的声音。如何面对这些声音，是一个人的思考，一个人的战争。

以去做点什么多少改善一下自己的医疗处境？

仅仅是批判，是不够的。仅仅有全盘否定，是幼稚的。一个病人如何面对一个缺点多多但终归在前进的医疗世界，需要拨开云雾、直抵目标的现实思考。

人人生活贯穿医学事件

在八年医学院生活后，我怀着复杂的心情离开了医院，没有选择做医生。本以为一旦退了场，身后那个热闹、喧哗、泥沙与黄金同在的医学世界便与我无关了。但其实没有，以医学为场景的事件，大大小小，其实贯穿了每个普通人的生活。人人生活贯穿医学事件，你我都一样。

在毕业后的这几年间，我目睹身边的一些朋友成了病人。往往是一次普通的体检，或是自己摸到突出身体的一个肿块，顷刻之间，他们的生活发生了剧变。他们必须面对出了问题的身体，面对突然袭击的疾病，穿着病号服，在医院里周旋、挣扎。身体，出了错的身体，占据了他们全部的生活和思想，而仅仅几个小时之前，他们还对身体视若罔闻，一无所知。他们在第一时间给我打电话，试图从我这个已经退场的医学生这里了解点医学知识，多一点，再多一点。除此之外，他们更害怕两眼一摸黑地看病，害怕碰到冷漠医生，希望我能介绍几个熟人医生。

这些朋友都还年轻，大病突然降临，他们需要的是对自己身体的了解、对疾病的了解，还有几个熟人，能认真仔细地给他们看病。我看着他们中有些人在屡次濒临崩溃的折磨中扛了过来，重做好汉一条。但也有一些没能扛过来，永远地离开了。

2003年是特殊的一年，我看着两个人离开了。一个是多年好友的妹妹，二十来岁的她在分娩的同时发现得了白血病。这种场景，简直布满了生命的讽刺意义。一个新生命诞生了，但孕育生命的那条生命却岌岌可危。好几次我在不同的医院走廊里看着她无助的父母，不知道从何安慰起。她的父母几乎花光此生所有的积蓄，只为了最后接受一个在开始就知道无望的结果。在她最后离开的时候，留下了只有几个月大的孩子。

另一位是香港歌星梅艳芳，用罗大佑的话说，“代表了真正香港精神的阿梅”。患上癌症的她，本来找到我们公司希望能用我们公司的研发药品。老板几次让我跟他一起去看看阿梅的情况，希望能给她最后的治疗可能。那时我对她的了解微乎其微。2002年冬天为了看一支来中国的英国乐队ＳＵＥＤＥ一眼，稀里糊涂地花两百块买了张票，在上海大剧院看了场叫做华语榜中榜的晚会。坐下时，晚会已经开始，台上是阿梅和田震一起上台颁奖。她唱了首《长藤挂铜铃》，她周身独特的气场控制着整个舞台，她的精神气和打扮在整台晚会的脂粉气、和稀泥中，给我留下了最深的印象。

我几乎是在知道要和她面谈时（也是她生命最后的几个月里）才开始去真正了解她，买回她所有的专辑和电影，听她的歌，看她的电影，还有她传奇的人生。她的身上有一种奇特的感染力，独一无二，我的一位朋友评价说：“梅艳芳象数字中的质数，古怪，不知逢迎。对一个并不柔软的人来说，这样的女人总给我更多亲近感”。就在这短短的时间里，她不同寻常的气度和风范，以强烈的方式触动了我。这种莫名其妙的触动来自心底，它提供给我另一种面对生活的独特表达方式。带着这样莫名其妙的强烈触动，我更希望自己能尽份薄力帮她面对疾病。我详细地准备了产品介绍和国内外研究进展，字字用心。但就在我感觉已经在内心很接近她而且现实里也快见面时，她最后还是把不多的时间尽可能地给了舞台，“如果现在不演，恐怕以后就没得演了”。曲终人散，她只留下大家一个背影。

人们很轻易地就把她的故事看成了悲剧收场，伴以一阵阵叹息声。让我感觉更痛心的是，这位我越来越尊敬的传奇人物，似乎也把自己的经历看成了悲剧。我多么希望人们能把她的离开理解为“有尊严的消失”、“从容的消失”，我更希望她也能把自己的离开理解为“有尊严的消失”、“从容的消失”。在得知她离去那一刻，我才深切地体会到，以自己舒服的方式面对疾病，多一份尊严多一份自由，这可能是一个病人拿出全部人生智慧来对付疾病所能完成的最好结果。

其实一个病人的最终目标，并不一定是战胜病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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