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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受的罪都受了

感染后，余胜光一直被专家当成死亡病例研究，报过三次病重，三次病危。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知情人在我们多次“游说”下，透露了一些细节。看似平和的讲述，道出了一个血淋淋的故事。从开始的发烧、胸闷到一分钟呼吸50次、心率120次，血糖700毫克，血色素3克，血小板2万，心衰、肾衰，肺满布阴影，电解质一塌糊涂，余胜光的病情越来越重，使用了大剂量激素和多种抗生素。从130斤一直瘦到90斤，浑身干枯，完全走了形。腰上的带状疱疹一圈又一圈，手指因血糖过高出现坏疽，里面全是脓，输着液不一会儿全漏出来了，胳膊肿得老高。到后来痰没了，咳出来的都是血。整个人黑黄黑黄，一个多月没有洗脸没有刷牙，因为长期戴口罩捂着，嘴巴溃烂得很厉害，咬一口馒头，馒头上尽是血，为了活着，也只有把带着血的馒头吃下去。

对于一个需要特级护理的病人来说，余胜光知道自己很危险，却时刻体谅着医护人员的工作，能做的事都自己做，尽量不要传染他人。开始勉强能走，后来一站起来就倒，上一次厕所，必须先从床上爬到地下，从地下爬到厕所，扶着墙坐上马桶，再这么回来，一趟就要40分钟，而厕所离床不过三米。到最后只能趴在床上，奄奄一息，往家里拨电话的力气都没有。

虽然不能动，余胜光的神志还是很清醒的，怎么会治不好呢？突然想到激素的问题。第一次用激素时，他就有些迟疑，凭经验判断会有副作用，被告知没有问题后，才放下了心。当时一般要求是320毫克一天，后来用到640、800一天，一直用了近两个月，剂量达到20000毫克。这些日子里，反复发热、上消化道出血，病情仍不见好转。余胜光冒出一个想法：对自己做实验！要是激素跟病情有直接关系，及早发现的话，就能大大减少对病人的危害。他挣扎着用针扎破手指头，开始验血。早上血糖12毫摩尔/升，心率120次/分，有点高。中午没吃饭，打了激素一小时后测，血糖29毫摩尔/升，心率150/分。后来又测了几次，血糖越来越高，呼吸心率仍然很快，这才明白激素可能是病情加重的一个重要原因。余胜光马上要求停止使用激素，非常时期，医生根本不敢作主，他只有自己在病历上签下承诺：在病人的要求下停止使用激素。接着继续天天测，时刻监控，没过几天，突然感觉呼吸肌松弛了一下，死不了了！

快要出院时，余胜光兴奋地脱掉一个月没来得及换的袜子，一抖，掉下一大捧肉皮。他噙着泪小心翼翼地扔掉了。

满腔“英雄气” 一把辛酸泪

余胜光的抗非事迹得到了部队认可，但据说由于种种原因只记了一个三等功。这个荣誉的代价是巨大的。多系统多脏器的并发症、后遗症一直在折磨着他：骨头8处坏死、肺纤维化、肺结核、病毒性心肌炎、糖尿病、左肾结石、多发性末梢神经炎、植物性神经功能紊乱……尽管表面上看，他与常人没有太多差异。

英雄的待遇并不高——自从非典“战斗”出来后，余胜光并未拿到一分钱奖励；抗非后的他根本无法工作，可能因此未到退休年龄就须办理病退；电话费、交通费、营养费、护理费和辅助治疗费一直自己负担，而得病后他再也没有奖金和年终奖，经济上造成了很大损失。比如虫草鸡精吃一年就是两三万，不补，连现在的身子骨都没有。

虽然目前医疗费实报实销，医疗上照顾得也不错，然而随着医疗改革，未来医疗费用能不能全报，心里完全没底。生活不能自理、交通困难、高昂的营养费、住房困难、照顾不了家人……看不到长效的保障机制给余胜光日后的生活投下了阴影。一想到这些，整日忧心忡忡，寝食难安。小汤山医院几次组织心理测试，余胜光总是中、重度抑郁症。

过去的付出，余胜光无怨无悔，他也总自我安慰，比起献身的同志还是幸运的，也一直满怀希望积极治疗，争取早日回到工作岗位。然而过去的英雄，如今已鲜少有人提及，甚至单位的部分领导和同事“明里”、“暗里”把他们当成“包袱”，这让他十分委屈和辛酸。

得病之后，余胜光和朋友几乎断绝了来往，从来不主动打电话，朋友要来，他也一口拒绝了。对于这个，同病相怜的病友很能理解，“他到门口打的，过去5辆都拒载，急得眼泪都要掉出来，说句不好听的，现在主任谁不开车！不因为非典能得病吗？不得病能不上班吗？上班能不晋升不赚钱吗？能被人看不上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