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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止生命支持：

停止生命支持对家属和医务人员，在情感上都是很复杂的。不进行和停止生命支持在伦理上是相当的。如果医生和病人或监护人认同治疗无法达到目标，或如果继续治疗的负担超过其利益时，确定终止生命后，决定停止生命支持是有理由的。

有些病人在心脏骤停和自主循环恢复（ROSC）后意识不再恢复。大多数成年病人，在心脏骤停后持续昏迷（格拉斯哥积分—GCS<5分）超过2-3天，其预后可准确预测。特殊物理检查或实验室检查有助于进一步判断。一项包含33份研究的低氧缺血性昏迷资料Meta分析表明，以下三个因素与预后差相关：

  第3天没有瞳孔对光反射
  第3天无痛觉反应
  对中度体觉刺激缺乏皮层反应的缺氧性昏迷，但肌张力正常的病人，且超过72小时者

最近一个包含11项研究1914病人的Meta分析发现，24-72小时后检查5个临床征象中含有4个者，强烈预示死亡或神经系统结果极差：

  24小时缺乏皮层反射
  24小时缺乏瞳孔对光反射
  24小时缺乏痛觉躲避反射
  24小时缺乏主动反应
  72小时缺乏主动反应

这些情况停止生命支持在伦理上是允许的。

病人在不可治的疾病终末期，不论反应有无，应保持其舒适和尊严。治疗主要帮助其减少疼痛、呼吸困难、狂燥、抽搐和其他终末期并发症的不适。对这些病人逐渐增加麻醉药和镇静剂量减轻疼痛和其他症状，即使这些措施伴随缩短病人生命时间，在伦理上是可接受的。

院外病人不作CPR与停止CPR相关的问题：

BLS培训强调心脏骤停后的第一目击者开始CPR。医务工作者提供BLS和ACLS作为其部分职责。对此规则有几个例外：

病人已经死亡，没有任何可逆性征象的死亡（即明确的死亡、尸斑、断头或腐尸）
进行CPR可能造成施救者自身身体伤害
病人/监护人明确表明遗嘱（DNAR）有不做复苏的愿望

普通施救者和医生基于现场或预期神经状况，均不能判断心脏骤停者现在或将来的生活质量，而且这种冒然判断通常是不正确的。生活质量不能作为CPR的标准，因为不可逆性脑损害或脑死亡这种情况，不可能做出可靠的评估或预测。

院外DNAR协议应让所有相关人员（即医生、病人、家庭成员、恋人、院前医务工作者）了解。遗嘱有多种形式（即医生在床边的记录、身份辨认卡、身份手镯、和其他当地急诊医疗服务机构[EMS]认可的凭证）。

理想的EMS DNAR表应随病人的转移而随身携带，加上院前DNAR指令，表格应向EMS提供直接信息，即在病人无脉和呼吸停止时，是否开始或继续生命支持措施。

院前高级指令设置：

列举重要号码，心脏骤停呼叫911（注：国内为120）时告知还有慢性病、疾病晚期或已有书面遗嘱（DNAR指令）。州和其他机构针对院前DNAR和遗嘱有不同的规定。有时，DNAR与家庭成员意见分歧，难以决定是否开始CPR时，EMS人员应开始CPR和ACLS，如果有理由相信：

有确切理由怀疑DNAR或遗嘱的有效性
病人改变他或她的决定
病人的最佳利益可疑

有时在复苏开始几分钟后，家属或其他医务人员会赶到，并确认病人曾明确表示不作复苏的愿望。当其他信息确认后，CPR和其他措施可以中断。

如果院外发生猝死，家庭成员可能关心EMS工作人员不遵从院内已开的医嘱指令。这时可要求医生开具院外恰当形式的DNAR指令，用于在可能发生的院外EMS行为。该DNAR指令在EMS工作人员到达处理病人时提供，并具可操作性。在DNAR没有给EMS人员提供时，复苏仍应进行。为防出现进退两难，病人的私人医生应提供该指令。

在院前BLS时终止复苏：

已开始BLS的施救者应持续进行直到出现以下之一情况：

有效的自主循环和通气恢复
已转到一个更高水平的医疗救助人员，他可以决定复苏对该病人无效
已出现可靠的不可逆性死亡征象
施救者由于体力不支，或环境可能造成施救者自身伤害，或由于持久复苏影响其他人的生命救治
发现有效的DNAR指令

在大多数州，除颤器是救护车必备的标准装备，因此，在缺乏ACLS后缓，持续CPR后仍无可除颤的心律时，可作为一个重要的停止BLS的标准。对ACLS不能快速到达或可能较长时间才到时，州或当地EMS机构应当制定开始和停止BLS的程序/规范，现场环境、资源和施救者的人身安全应考虑在内。

心脏骤停病人的转运：

如果EMS不允许非医生的施救者宣布死亡并停止复苏，工作人员可能被迫转移心脏骤停者到一个已确认难以完成BLS/ACLS的医院，这种行为是不道德的。

这种情况可能产生如下困难：如果认真执行BLS和ACLS处理程序无法成功救治院外病人，那医疗机构如何用相同的处理成功救治病人？一系列持续性研究表明，持续CPR转运病人存活出院者<1%。

延迟或象征性复苏，也叫“慢代码”（即提供无效复苏），表现出提供不正确的CPR和ACLS。医务人员这种违反伦理诚信的消极的做法，破坏了医患/护患关系。

大多EMS机构制定了院外终止复苏的议案，规定了宣布死亡和确定非EMS车辆转运。EMS工作人员应被培训成注重对家庭成员和朋友的关心。

提供家庭情感支持：

尽管我们努力了，但大多数复苏仍然失败。富有同情心地向家庭成员通报其亲属的死讯，是复苏工作的一个重要部分，应注重文化、宗教和家庭情况。

在抢救复苏某个小孩或其他亲属时，家庭成员常不在场。调查表明，医务工作者一定范围内将有关抢救复苏的情况向家属阐述，须要注意几种可能的情况：家庭成员变得脆弱或关心复苏过程，家庭成员可能昏厥，增强其对法定义务的法律责任。

然而，几项研究表明，大多数家庭成员希望亲人在复苏时自已能够在场。无医学基础的家庭成员指出，能在亲人旁边并向其作最后的道别是一种安慰。家庭成员还表示，这将帮助他们调整对相爱的亲人的死的情绪，大多数人表示他们将继续这样做。几个针对家庭成员的回顾性的研究指出，大多数家庭成员表示，这将向死者表达一种爱意，并减轻自已的痛苦。大多数被调查的父母表示，希望能给予是否在场见证他们小孩复苏的选择。

然而，尚缺乏有关受伤害和受益的有效循证文献，有选择地提供家庭成员在复苏现场的机会，似乎是合理的和值得的（假设父母，如果是成年人，之前并未拒绝）。复苏过程中，复苏队伍成员应关注在场的家属，安排工作人员回答家庭的提问，澄清信息，提供舒适场所。

器官和组织捐献伦理：

ECC支持器官和组织捐献问题。EMS机构主管应考虑他们机构内的器官捐献程序：

需要本区域内已宣布死亡的捐献者捐献组织
如何从病人亲属那里得到器官和组织捐献的许可
如何清楚制定程序以利器官和组织将公平地向院内和院内病人提供
在器官获取时面对的法律和社会价值冲突

研究和培养问题：

利用刚死亡的病人作为培训材料，成为重要的伦理和法律问题。刚死亡的病人的家庭成员的赞成是理想和值得尊敬的，但在心脏骤停时并不总可能或可实践。支持研究者表示这种情况下，强制同意有益于更好地为活人服务。其他人认为没必要得到（家属）认可，因为尸体已不具备人的特征，没有自主性和意愿。这种观点并没有考虑到对家属的潜在伤害，他们也许会反对利用刚死去的亲人做研究或培训，这种观点还未顾及同意与不同意使用尸体的文化差异。使用心肺骤停病人进行临床研究是有挑战性的。

通常牵涉人体的研究要求得到亲人的赞成，或者在一些地方，得到法定监护人的认同。有些研究实施前要得到认同是不可能的，因此这种研究更具挑战性的。根据已经发表的研究结果，认可这种研究的价值，政府，尽管FDA和NIH制定了规则，在某些情况下，允许进行这种研究需要得到审批。严格的预研究，专家咨询加公众咨询，详细的研究方法学公示。研究者必须致力于无私的必要的复苏研究，并经公众论证。承认目前实践缺乏循证依据，并阐述研究的益处。

1996年国会通过了健康保险可行性法案，即通常的HIPPA。与其名称一样，HIPPA的立法目的之一，是确保可行性和对健康保险的覆盖，但其后几年作了修订，包括保护病人的私人信息保密性和保存他们的医疗记录。详细请查看：http://www.hhs.gov/ocr/hipaa/finalreg.html。医务人员涉及培训和研究，必须认真保守病人秘密，保证病人资料的机密性。

说明：由于国内医患纠分越来越多，特别关心伦理问题，故译了这部分，供大家分享，但因时间伧促，水平有限，一些内容可能存在错译、误译，发生歧义时，请查阅英文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