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尔文的新画像
达尔文的新画像
达尔文一生发表专著17种，合计超过9000页。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进行了一个庞大的计划：编辑《达尔文书信集》，以编年印行，其中收入13000余封仍存世的达尔文往来书信（已出七册共约4000页）。与达尔文通信的人，除家人外，包括当时著名的科学家、家畜家禽养殖家等。
有那么丰富的资料可供参考，也难怪学者乐于钻之研之，玩物丧志了。不过对许多学者而言，这“玩物丧志”四字，他们可是万万当不起的。若不是因为达尔文的演化理论背负着政治、文化、社会各方面的后果，他们也不至于兴起“非搞它个彻底明白不可”的冲动。
过去20年中，这些达尔文学者的努力，创造了一幅达尔文的新画像，并使我们对达尔文演化论的历史有了新的认识。这些新的见解有助于化解当今环绕着达尔文演化论的意识形态斗争。鲍勒出版的几本书以不同的形式，报道了这些见解。鲍勒是锋头最健的达尔文学者之一，他自1983年起已出版专著六本，其中《演化论史》（1983~1989）叫好又叫座，已成为标准教科书。
天择理论的命运
鲍勒特别强调的重点有二。
第一，我们都知道达尔文的《物种起源》有两大成就——建立演化的事实与提出天择理论。1859年后，虽然大多数人都接受了演化的事实，但相信天择理论的人却不多。到了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许多学者开始相信天择理论已濒临死亡——这时流行的各色各样的演化理论，共通点是目的论的宇宙观。
换言之，人们宁愿相信演化是个有目的的过程。19世纪的人在地质层序列、古生物序列、人类文明序列、人类历史中，处处皆可察觉进步的事实。进步像是宇宙变化的根本原理，但在达尔文的世界中，进步并无意义：那里只有生命的繁殖冲动、适应压力及有限的资源相互作用着，毫无目的可言。
1900年，学者重新发现孟德尔遗传学论文，对天择理论并没有什么帮助。事实正相反，以孟德尔遗传学解释演化的学者，反而认为突变才是演化的动力。后来，在1920年~1940年，好几条不同的生物研究路数，包括孟德尔遗传学和生物统计学，进一步发展产生了互补的结果之后，才逐渐形成了“综合理论”。不过，这已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回顾这段历史我们了解，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如日中天的“综合理论”，其核心仍是达尔文的天择理论，只不过这个天择理论是在一个很不同的科学脉络中发展、滋长的。1959年，英语世界中参与建构“综合理论”的学者，集会庆祝《物种起源》出版100周年，个个意气风发。不过他们比谁都明白：天择理论问世以来从来没有那么风光过。
任何指斥演化论只是一套意识形态（或伪科学）的人，必须先仔细考虑这段历史的意义：19世纪流行的意识形态，与蕴含于天择理论中的宇宙观绝不相容，因此天择理论很少有人信仰。20世纪初新兴的生物研究领域，产生的成果有摧破传统意识形态的功能，它们创造了有利于接受天择理论的脉络。
达尔文的政治学
假如达尔文的天择理论并不为人所重视，他的声望和地位从何而来？我们都知道达尔文是在他想通了天择原理之后20年，才正式发表他的天择理论，可见天择理论异端的程度。1844年他完成了230页手稿后，特别预留遗嘱，安排这份手稿在他死后出版。这表示他对自己的理论信心十足，可是自信终究抵挡不住可能遭受迫害的疑惧。达尔文的理论有什么异端之处呢？
简单来说，任何理论只要否定上帝在自然界的大能，都是异端。上帝的大能包括：创造万物，创造自然中的秩序，以它的形象造人。而人间秩序的理论根据来自这种信仰——教权和皇权分别主管俗人的属灵与属世。主张演化，等于切断了上帝与自然的关系，同时颠覆了人间的秩序；而演化论可以作为“反建制”运动的武器，道理即在此。唯物论者主张宇宙构成单位是非属灵实体的物质，支配物质的原理是自然律。所以演化论、唯物论、无神论三者总有牵扯不清的关系。
1859年《物种起源》出版之后，各式各样的批评虽然纷至沓来，达尔文却显然没有遭受迫害。不仅没有遭受迫害，他还分别在1864年与1879年获得皇家学会与皇家医师学会的奖章。此外，他死后入葬西敏寺，这些似乎都不是正统的对待异端的办法。
这儿我们得谈谈近来科学史家开始特别注意的“科学的政治学”，或者说“科学的政治面相”。传统的科学史家看待科学，往往只着重直接与追求知识有关的活动；然而为了达到追求知识的目的，科学家必须动员与掌握资源。譬如说，他至少得衣食无虞，得有钱买书、买器材、请助手，出版研究成果更是非钱莫办，这是经济资源；科学家还得说服掌握政治、社会资源的人，得到他们的支持，或者至少不让他们猜疑，免受干扰；此外，在资源有限又面临竞争者的时候，合纵连横的高明手腕可能比精深的知识更能争取支持。
达尔文是个传统类型的绅士科学家，他一生从未领过薪水，一直都在自费研究。自从想通生物演化的秘密以后，“如何让世人接受他的理论”就成为他最重要的人生目标。从这个角度去观察他1842年以后的行事，达尔文高明的政治手腕就格外地引人注目。
他在发表《物种起源》之前，就已开始小心挑选党羽，相机吐露心事，出示手稿，引导他们做思想改造；他还会运用他的地位和影响力为年轻的后进谋取职位。这样做等于是在科学界布置暗桩，可以保证一旦天下有变，有人及时呼应。植物学家虎克、解剖学家赫胥黎等人正是这样的桩脚。《物种起源》甫一问世，他们都受邀撰写书评，编者哪里知道他们早已“磨砺以须，蓄势待发”？几篇书评固然不足以移风易俗，但至少能使舆论不致一开始就呈现一面倒的态势。
学者仔细探究过达尔文身边这群年轻党羽的思路，发现他们的思想歧异程度颇高，不能个个都算做达尔文信徒。以“达尔文战犬”自居的赫胥黎，都被认为是个假信徒。譬如说，他在读完《物种起源》之后立即写信给达尔文，指出达尔文不该排除跃进式的演化模式。也就是说，他不认为演化必然是渐进式的。此外，赫胥黎也不欣赏天择理论，他只需要可以用来讨论、辩论并可以作为武器的演化观念。赫胥黎代表的是当时新兴的职业科学家，他必须以犀利的思想工具建立职业尊严与社会地位。演化论是赫胥黎的“武器”，从他对工人演说演化论即可看出。
连达尔文的合伙人华莱士，也不认为天择理论能解释人类的演化。这两个例子足以说明达尔文的理论在当时是多么不合时宜。达尔文能够掌握这群年轻党羽，不仅靠他们打天下，还能遥控他们，若没有高超的手腕，哪能兜得转？
达尔文兜售他的理论的叙述策略，也值得我们注意。前面已经提到过，《物种起源》总共印行过六版，每一版都有修订。从历次修订中我们可以看出，达尔文似乎越来越不强调他的天择理论，使“用进废退”之类的机制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从相关的文本分析来看，这是他的策略运用。不特别突显论证中比较新奇的成分，故意使用比喻或模糊的语言，巧妙利用读者的成见，都能达到暗渡陈仓的目的。让世人接受演化的事实，让世人相信演化是个正当的学术研究论题，毕竟是当务之急。先让演化这个“擂台”成立，天择理论才有机会大显身手。
编辑: ludongcn 作者: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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