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拉马克主义
在达尔文死前和死后的一段时间，由于当时在一些科学难题上没能做出令人满意的解答，自然选择学说越来越失去其吸引力。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20世纪30、40年代“现代综合理论”统一了进化论与遗传学为止，这个时期也被称为“达尔文主义的日食”。到1900年前后，自然选择学说的声誉跌到了低谷。大多数生物学家都支持别的学说，其中信奉者最多的是新拉马克主义（Neo-Lamarckism）。之所以称之为“新拉马克主义”是为了与拉马克提出的其他显然已经不合时宜的进化理论有所区别。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新拉马克主义非常流行，甚至当时著名达尔文主义者斯宾塞、海格尔都认为只有把自然选择学说和新拉马克主义结合起来才能正确地解释进化。
新拉马克主义最早出现在法国，以后遍及全世界。其早期学者有帕卡德（Packard）、科普（E. D. Cope）、勒唐得克（F. le Dantecl）、西奥多拉-埃默尔（T. Eimer）、奥斯本（H. F. Osborn）等。20世纪比较突出的有居诺（L. Cuènot）、汪德比尔特（Wintreberrt）等。
新拉马克主义者否认自然选择的真理性，或认为自然选择只是进化的辅助因素。该学派认为，生物具有很大的可塑性，环境发生变化时生物就会发生相应的变异，以适应新的环境条件。这样的变异被认为是定向变异，是生物在后天环境中所获得的，简称获得性状。该学派强调获得性状能够通过生殖细胞直接传递给后代，主张生物是通过获得性状及其遗传而进化的。
在魏斯曼开始质疑、否认后天获得性遗传之后，新拉马克主义者面临着用实验证明自己的难题。但是新拉马克主义者能够用来支持自己的实验很少，他们反复引用的实验也可以有别的解释。例如，法国生理学家布朗-塞奎（Charles Edouard Brown-Sequard，1817-1894）曾经做过一个实验，损害豚鼠的大脑，则豚鼠的后代会出现痫癫。但是这并不足以证实痫癫就是遗传而来，也有可能大脑的损伤产生了一种毒素，传递到子宫中而影响了胚胎的发育。遗传学诞生后，新拉马克主义者被逼入了绝境，更需要用实验来证明自己。其中最热衷于此的是奥地利生物学家卡姆梅勒（Paul Kammerer，1880-1926），他用两栖动物做了许多实验以证明环境能够导致可遗传的适应性变化，其中最著名的一个是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做的产婆蟾实验。然而，1926年爆发的作假丑闻导致了卡姆梅勒的自杀。在卡姆梅勒死时，新拉马克主义在西方国家已接近破产，这个丑闻不过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但是新拉马克主义在苏联却正在兴起。苏联政府邀请卡姆梅勒去苏联，就是想让他领导对抗遗传学的运动。卡姆梅勒的自杀使得这场运动被推迟了，直到1935年有了合适的人选--李森科。米丘林-李森科主义其实也是一种新拉马克主义，这场政治闹剧在把苏联的遗传学家消灭殆尽，压制俄国生物学研究达30年之久之后，终于在1964年降下了帷幕。但是新拉马克主义并没有彻底退下舞台，并在生物学界之外、特别是在人文学界仍然大有市场。
在现代的新拉马克主义学派中，汪德比尔特有一定的代表性。他认为，新种的创造是生物普遍反应的结果，不能取决于局部的基因突变；认为用突变不能解释进化，因为突变获得的新基因是退化畸形的；同时，突变也不能产生进化，因为它只是种内的变异；原生质创造了必需的适应性，这种适应性由基因传递到后代，基因只是细胞质的工具。因此，只能用生理和生化的功能来分析，才能解释生物的进化。
新拉马克主义学派对生物进化的原因，对获得性状遗传机制等重大问题作了种种研究和论述，这是达尔文主义所未能涉及的方面。该学派的研究有的相当深入，并从理论上作了某些有价值的说明。其中有些论点尽可能地运用物理、化学的原理揭示了先辈科学家的预言，有相当的说服力，对生物进化论的发展产生过积极的影响。
新拉马克主义的主要缺陷在于对变异缺少分析，不能区分基因型和表现型，以为表现型的变化就可以遗传下去（即获得性状遗传）。
编辑: ludongcn 作者: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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