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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作为第一个走出去的周景曹，还是第一个走进昆明行医的吴赛罗以及第一个有学历的女医生苏少英,当时肯定没有去想成为“第一”或创造历史的想法,她们只是想寻求一个职业来实现自身的价值而已.甚至史料并没有很明确的描述上述几位“第一”职业女性的发展情况,或许她们可能和其它经商者或创业者一样历经艰辛,但我们还是可以从字里行间考感觉到,无论是当时的政府还是社会其它各界,都对她们表示出了极大的关注.毕竟,昆明的人们对新事物的出现一直怀着宽容的态度.

女子参与社会工作的可能,自然离不开女子职业教育的发展。清末云南新式女子教育思想的产生,是在那些饱读经书和深受外国文化影响的爱国人士的呐喊声中萌芽的,其中蕴涵着传统与变革的因素,而贤妻良母主义是这一时期女子教育思想的核心. 而创建于1908年昆明女子中学，是云南省唯一一所具有初、高中的女子完全中学,以其悠久的历史、良好的办学效益和鲜明的办学特色，为中华民族的振兴和发展做出过自己应有的贡献。正是在以这些女子教育为基础, 女性参与社会工作便有了可能.在上一个世纪，从昆明走出去了吴澄、赵琴仙、席淑筠等革命烈士；走出去了卓琳(邓小平夫人)、徐克、王润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者……因为“这半边天”的出现,昆明近代史又增添了更多的亮丽色彩。

然而, 贤妻良母主义的教育思想也限制了更多职业女性的出现。昆明早期茶园(戏园最初的名称)，就限制了昆明女艺人的发展；当时政府为解决娼妓问题而设立的平民习艺所未能成功实现下等女性的职业转型，不能不说是件憾事。当时在这两件事情中拥有一定话语权的妇女会在对待同性的态度上同样显出矜持的态度，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职业女性的发展。女性要彻底的“解放”和完全平等的进入职业社会，是何其的艰难。

百年晃眼即过，在当今高速发展的民主社会，这个奇怪的现象却仍然象幽灵一般，挥之不去。从五四时期的女学生，到文革时期的“不爱红装爱武装”，再到今天的追求时髦，让女性回归“贤妻良母”的声音仍不绝于耳，这令人玩味无穷。

今天的社会，对女性要求要有“女人味”，要做“贤妻良母”，许多有权势的男性甚至特别热衷于鼓吹：让妇女回家承担“相夫教子”的角色。这其实是用“女人味”的社会性别规范，来束缚女性的发展。此外，许多所谓“成功”的男性在变相地实行多妻制的同时，男性对女性的贞操却念念不忘，这实际上是对五四时期女权话语的一种反动。百年之后，部分人这种思潮的回归，在社会、经济、文化都已经发展变化了的当代中国，显得格外具有讽刺意义。

目前，云南经济发展优势凸现,开放力度越来越大，女性自主地位得到很大程度的提高，女性进入的职业领域也越来越广，对女性的职业教育机构也正在蓬勃发展，更多的女性在各自的职业领域取得了显著成就，这时，我们更需要缅怀和发扬一种精神：让女性平等的进入职业社会，参与国家的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