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路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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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习——医路走来（7）
2001年夏天，我开始实习了。胸卡上写着“实习医生”，这是我第一个医生的头衔。至今我还保留着那张胸卡。
……
“态度决定一切！”
在实习前的一年，我已经决定要好好学医，上理论课的时候没有很认真，考试的成绩也不高，我想要在实习的时候认真一些。
中山医院的好处在于它的整体实力，还有不少乐于教学的老师，我很庆幸我能遇到当中的不少人。其实没有一个老师不愿意把他/她所知道的东西教给学生，关键是学生的态度。只要你愿意，你可以在这里学到你想学的一切东西。
说白了，态度决定一切，认真的学生，老师看着也喜欢，就愿意多多给他/她机会，好好教他/她。老师是不会厌烦一个好学的学生的。老师愿意教，学生也要会学。我记得我们中学语文课老师说过一句话，“好记性不如烂笔头”。我看大家已经有这样的习惯了，“白大褂的口袋就像机器猫的口袋”。我那个时候在外科实习的时候，都会把每一次手术的情况记录下来，满满的一个笔记本，可惜这个笔记本后来不翼而飞，实在是一大损失。还有要学会整理笔记，除了在查房时候记录下来的，下班后可以看看书，总结一下，然后再转抄到另外一个本子上。
“工人还是实习生？”
刚刚开始实习的时候，总有使不完的劲，热情很高，什么事情都想做。后来你会觉得实习很没有意思。为什么？一定会有人回答：“我是实习的还是跑腿的？！”
的确存在有一些“老师”，把学生当成劳动力，而且是free的。他们让学生干很多跑腿的活，外科医生让学生写他们不愿意写的病史，不愿意换的药；内科医生叫学生去借病历、借片子；所有科室的医生都会叫实习同学打出院小结。如果他们在你付出体力之后能给你一些实习动手的机会（外科至少是缝皮），也能给你多讲讲的话，我觉得这样还不错。但是这些老师只是把你当成劳动力，这样就不好了。
“选科实习”
我们那个时候实习除了内外妇儿神经精神预防等是统一的，还有8周的时间给我们选科实习，我选择了普外科。连同外科实习期间在普外科的6周和见习的2周，前前后后我在10病房呆了16周。
先在2001年的10月份开始外科实习，我到普外科的第一天，我的带教就说了，你刚刚从内科出来，病史方面应该没有问题，于是他就写首次病程和入院记录，其他都是我的事情。我也没有觉得什么，干就干了。反正主治对我们很好，加上是男生，同组的两位实习生是基础医学专业的女生，自然很多动刀的机会就给我了，平时多干还是有好处的。在10病房遇见了中山的陈君雪教授，外科难得的女教授。就是因为我帮她搬了一次柜子，她就记住我了，在她的组里，我也获得了不少动手的机会。有时候当“工人”还是很好。
后来的选科实习期间正好赶上2002年的春节，不少进修医生回去了，病房里面床位医生奇缺，主治就对我说，你要派大用场了。于是我在选科实习的第二个月开始干起了住院医师的活，管床，甚至带我的同学（刚到外科实习的同学）做一些简单的操作，但是不能独立值班。那个时候我已经签了中山的全科，想想自己以后不能当外科医生了，就对自己说，好好珍惜现在的时间，认认真真的做好每一件事，就在作为外科医生最后的一个月里。没有想到，现在通过考研重新回到了普外科。而当年让我管床的主治和我成了研究生同学，有意思。
在普外科的几个月里，开过胆囊、阑尾，带过同学缝皮，写过几次手术记录，得亏我的那本笔记本，写起来很简单，可惜了，不见了。也得亏写过手术记录，我们毕业考试就有一道题目让我们写手术记录，我自然很轻松的写出来了。
“我的实习同学”
时间过的很快，一年后，我工作了，胸卡上“实习”二字没有了，我也开始带实习同学。在所有我带过的实习同学中，最认真的是一位来自美国的实习同学，是个ABC，比我还要大好几岁。有人会说因为美国医生收入高，所以他们认真。但是我觉得他至少不是为了钱，他比和他同时实习的中国学生认真很多，是一个决心献身医学事业的人。
当然我看到的更多的是不怎么认真、也不是不认真的同学，也有个别很不认真的。随他们去吧！不认真就是对病人的不负责，还是趁早转行。
……
实习是一个医学生成为医生的第一步，如果你想好了，坚定信念要在这枫林道上“医”路走下去的话，就好好走好这第一步吧！
“倒萨战争”——医路走来（8）
2003年3月20日，美国白宫。美国总统布什正在发表开战演说。
“我亲爱的美国国民，美国及其盟军正处于解除伊拉克武装，解放伊拉克人民，使世界远离危险的军事行动的初步阶段。在我的命令下，盟军已经有选择性的对一些重要的军事目标进行打击，以摧毁萨达姆的军事实力。这是一场涉及广泛、齐心协力战役的开始……”
当然，我今天所说的这次倒萨战争，不是倒萨达姆，而是SARS。
2002年的年底，美国开始造势，开始准备在即使安理会不通过授权它动武的决议的情况下对付萨达姆；与此同时，互联网上开始出现这样的小道消息，在中国广东，出现了一种奇怪的疾病……这条消息在“有关方面”的澄清中和网络上呈指数方式增长的信息的冲刷下，很快被人遗忘了。
时间来到2003年的4月，当一场毫无悬念的战争在亚洲的西部进行的时候，在亚洲的东部，一场充满悬念的战争却在不断升温。当一个个病人倒下的时候，一个个官员也倒下了。中国官员传统的报喜不报忧的思想在这个信息社会里注定要为自己的下台埋单。当然更大的单是我们为他们埋。
18.18%——这个数字看来很吉利，可这是中国SARS患者中医务人员所占的比例，这一比例是我们在人群中比例的1400倍。当一个个战友倒在我们的面前的时候，我开始愤怒！为什么辞职的只是北京市长？！当焦点访谈一面不断小打小闹行使监督权对医院进行明察暗访，作为中国最负盛名的舆论监督节目并未能在非典第一时间恪尽职守有效问责政府！而南方周末在2002年11月就有相关报道（当然这个周报的编辑老是被炒，原因我想大家知道）。当政府官员在非典明显的事实面前依然玩弄数字游戏的时候，他们都没有资格将自己包装成道德的楷模。
而我们也被他们包装成道德的楷模，白衣战士，白衣天使；上海电视台也报道了一名医生被打的新闻，而在这以前，记者会对这类新闻不屑一顾，因为这已经不是新闻；我上下班乘坐的公交车上所有的人戴上了口罩；医院的食堂号称要给大家改善伙食，每天的工作午餐加一个鸡蛋……这一切的变化仿佛就在一瞬间。
那时候我在内科轮转，医院发口罩，在急诊和肺科的实习同学停止实习，内科门诊的抽调人员去发热门诊，而内科门诊的缺就由各个病房来填，我也是这样填上去的，门诊要看，病房的工作照干。不过那个时候，能不来医院的都尽量不来了，门诊还算轻闲。不过你会很烦，因为有三分之一的“病人”是来检查一下。“为什么？”“单位说了，我爱人发烧，要我来查查，排除一下是不是SARS。”我倒！这样的要求还来自于学校，一个15岁的大孩子（比我还高）因为入校门的时候体温是37.7℃被学校要求来查，而他当时是因为赶时间跑的出汗了。发动机开一下，温度还会升高呢！！！还有三分之一的病人是这样的理由：“吾没办法啊！屋里厢药吃光了，只好来配啊！”还有三分之一是——发热！“发热预检是干什么的！”我在普通门诊，没有隔离衣，没有N95口罩。还好上海不是高发区，如果是在北京的话，估计我也会被感染的。有一次，一个操江西口音的人进来说他发热，咳嗽，而且2周前坐过火车，我想我完了，马上把他撵到发热门诊去了，在他离开之前，我没有忘记给他套一个口罩。还好很快他被确诊为“典型的非典型肺炎”。
2001年夏天，我开始实习了。胸卡上写着“实习医生”，这是我第一个医生的头衔。至今我还保留着那张胸卡。
……
“态度决定一切！”
在实习前的一年，我已经决定要好好学医，上理论课的时候没有很认真，考试的成绩也不高，我想要在实习的时候认真一些。
中山医院的好处在于它的整体实力，还有不少乐于教学的老师，我很庆幸我能遇到当中的不少人。其实没有一个老师不愿意把他/她所知道的东西教给学生，关键是学生的态度。只要你愿意，你可以在这里学到你想学的一切东西。
说白了，态度决定一切，认真的学生，老师看着也喜欢，就愿意多多给他/她机会，好好教他/她。老师是不会厌烦一个好学的学生的。老师愿意教，学生也要会学。我记得我们中学语文课老师说过一句话，“好记性不如烂笔头”。我看大家已经有这样的习惯了，“白大褂的口袋就像机器猫的口袋”。我那个时候在外科实习的时候，都会把每一次手术的情况记录下来，满满的一个笔记本，可惜这个笔记本后来不翼而飞，实在是一大损失。还有要学会整理笔记，除了在查房时候记录下来的，下班后可以看看书，总结一下，然后再转抄到另外一个本子上。
“工人还是实习生？”
刚刚开始实习的时候，总有使不完的劲，热情很高，什么事情都想做。后来你会觉得实习很没有意思。为什么？一定会有人回答：“我是实习的还是跑腿的？！”
的确存在有一些“老师”，把学生当成劳动力，而且是free的。他们让学生干很多跑腿的活，外科医生让学生写他们不愿意写的病史，不愿意换的药；内科医生叫学生去借病历、借片子；所有科室的医生都会叫实习同学打出院小结。如果他们在你付出体力之后能给你一些实习动手的机会（外科至少是缝皮），也能给你多讲讲的话，我觉得这样还不错。但是这些老师只是把你当成劳动力，这样就不好了。
“选科实习”
我们那个时候实习除了内外妇儿神经精神预防等是统一的，还有8周的时间给我们选科实习，我选择了普外科。连同外科实习期间在普外科的6周和见习的2周，前前后后我在10病房呆了16周。
先在2001年的10月份开始外科实习，我到普外科的第一天，我的带教就说了，你刚刚从内科出来，病史方面应该没有问题，于是他就写首次病程和入院记录，其他都是我的事情。我也没有觉得什么，干就干了。反正主治对我们很好，加上是男生，同组的两位实习生是基础医学专业的女生，自然很多动刀的机会就给我了，平时多干还是有好处的。在10病房遇见了中山的陈君雪教授，外科难得的女教授。就是因为我帮她搬了一次柜子，她就记住我了，在她的组里，我也获得了不少动手的机会。有时候当“工人”还是很好。
后来的选科实习期间正好赶上2002年的春节，不少进修医生回去了，病房里面床位医生奇缺，主治就对我说，你要派大用场了。于是我在选科实习的第二个月开始干起了住院医师的活，管床，甚至带我的同学（刚到外科实习的同学）做一些简单的操作，但是不能独立值班。那个时候我已经签了中山的全科，想想自己以后不能当外科医生了，就对自己说，好好珍惜现在的时间，认认真真的做好每一件事，就在作为外科医生最后的一个月里。没有想到，现在通过考研重新回到了普外科。而当年让我管床的主治和我成了研究生同学，有意思。
在普外科的几个月里，开过胆囊、阑尾，带过同学缝皮，写过几次手术记录，得亏我的那本笔记本，写起来很简单，可惜了，不见了。也得亏写过手术记录，我们毕业考试就有一道题目让我们写手术记录，我自然很轻松的写出来了。
“我的实习同学”
时间过的很快，一年后，我工作了，胸卡上“实习”二字没有了，我也开始带实习同学。在所有我带过的实习同学中，最认真的是一位来自美国的实习同学，是个ABC，比我还要大好几岁。有人会说因为美国医生收入高，所以他们认真。但是我觉得他至少不是为了钱，他比和他同时实习的中国学生认真很多，是一个决心献身医学事业的人。
当然我看到的更多的是不怎么认真、也不是不认真的同学，也有个别很不认真的。随他们去吧！不认真就是对病人的不负责，还是趁早转行。
……
实习是一个医学生成为医生的第一步，如果你想好了，坚定信念要在这枫林道上“医”路走下去的话，就好好走好这第一步吧！
“倒萨战争”——医路走来（8）
2003年3月20日，美国白宫。美国总统布什正在发表开战演说。
“我亲爱的美国国民，美国及其盟军正处于解除伊拉克武装，解放伊拉克人民，使世界远离危险的军事行动的初步阶段。在我的命令下，盟军已经有选择性的对一些重要的军事目标进行打击，以摧毁萨达姆的军事实力。这是一场涉及广泛、齐心协力战役的开始……”
当然，我今天所说的这次倒萨战争，不是倒萨达姆，而是SARS。
2002年的年底，美国开始造势，开始准备在即使安理会不通过授权它动武的决议的情况下对付萨达姆；与此同时，互联网上开始出现这样的小道消息，在中国广东，出现了一种奇怪的疾病……这条消息在“有关方面”的澄清中和网络上呈指数方式增长的信息的冲刷下，很快被人遗忘了。
时间来到2003年的4月，当一场毫无悬念的战争在亚洲的西部进行的时候，在亚洲的东部，一场充满悬念的战争却在不断升温。当一个个病人倒下的时候，一个个官员也倒下了。中国官员传统的报喜不报忧的思想在这个信息社会里注定要为自己的下台埋单。当然更大的单是我们为他们埋。
18.18%——这个数字看来很吉利，可这是中国SARS患者中医务人员所占的比例，这一比例是我们在人群中比例的1400倍。当一个个战友倒在我们的面前的时候，我开始愤怒！为什么辞职的只是北京市长？！当焦点访谈一面不断小打小闹行使监督权对医院进行明察暗访，作为中国最负盛名的舆论监督节目并未能在非典第一时间恪尽职守有效问责政府！而南方周末在2002年11月就有相关报道（当然这个周报的编辑老是被炒，原因我想大家知道）。当政府官员在非典明显的事实面前依然玩弄数字游戏的时候，他们都没有资格将自己包装成道德的楷模。
而我们也被他们包装成道德的楷模，白衣战士，白衣天使；上海电视台也报道了一名医生被打的新闻，而在这以前，记者会对这类新闻不屑一顾，因为这已经不是新闻；我上下班乘坐的公交车上所有的人戴上了口罩；医院的食堂号称要给大家改善伙食，每天的工作午餐加一个鸡蛋……这一切的变化仿佛就在一瞬间。
那时候我在内科轮转，医院发口罩，在急诊和肺科的实习同学停止实习，内科门诊的抽调人员去发热门诊，而内科门诊的缺就由各个病房来填，我也是这样填上去的，门诊要看，病房的工作照干。不过那个时候，能不来医院的都尽量不来了，门诊还算轻闲。不过你会很烦，因为有三分之一的“病人”是来检查一下。“为什么？”“单位说了，我爱人发烧，要我来查查，排除一下是不是SARS。”我倒！这样的要求还来自于学校，一个15岁的大孩子（比我还高）因为入校门的时候体温是37.7℃被学校要求来查，而他当时是因为赶时间跑的出汗了。发动机开一下，温度还会升高呢！！！还有三分之一的病人是这样的理由：“吾没办法啊！屋里厢药吃光了，只好来配啊！”还有三分之一是——发热！“发热预检是干什么的！”我在普通门诊，没有隔离衣，没有N95口罩。还好上海不是高发区，如果是在北京的话，估计我也会被感染的。有一次，一个操江西口音的人进来说他发热，咳嗽，而且2周前坐过火车，我想我完了，马上把他撵到发热门诊去了，在他离开之前，我没有忘记给他套一个口罩。还好很快他被确诊为“典型的非典型肺炎”。
作者: bluefox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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