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迎来到达尔文的世界——重读《物种起源》
他怕呀！他怕那个他生活于其中的社会，他担心为自己的思想而受到社会的谴责和迫害。他的生活阅历让他明白如果他贸然站出来，将会有残酷的命运在等待着他。19世纪初的英国，虽然已经在法律上保证了宗教信仰的自由，然而它依然是一个政教合一的认信国家。英国国教圣公会在国家生活上具有独占的地位，非国教徒被排除在政治权力之外，他们不能在政府中担任公职，也不被允许上牛津和剑桥接受大学教育，只好投身于工业革命以来蓬勃发展的经济活动之中。圣公会对社会的控制无孔不入，洗礼、教育、婚丧嫁娶、从生到死无一处不见他们的身影。圣公会的教士们和贵族、乡绅们联合起来，维护固有的社会等级制度和土地所有者的利益，自然神学则为这种社会秩序的合理性提供辩护，赋予他们的联合统治以正当理由，要求新兴中产阶级和广大下层民众的顺从。而科学则早已投入了自然神学温暖的怀抱，在自然神学的框架中展开研究探讨，职业化的科学家群体还没有出现，科学研究活动往往只是国教教士们的业余爱好。也许对此时的科学套用“神学的婢女”那句老话，有些贬低了科学，但说它是神学的宠姬，却多少是合适的。
在此时的英国自然神学之中，地质学和博物学担负着为自然神学服务的重任。奇迹-上帝的直接干预是自然神学不可动摇的教条，创世纪则是其不准逾越的基本框架。在此前提之下，
由地质学和博物学建构起来的对上帝存在的设计论论证和自然和谐的形象构成了自然神学的主流。关于物种的演变和起源问题，已经成为意识形态斗争中各方兵戈交接的主战场。从法国传入的拉马克主义，带着法国大革命的余威，已经成为广大下层民众向上帝的创世纪、进而向整个社会秩序挑战的重武器；而贵族乡绅们也早已从法国大革命中吸取了宗教能维持社会稳定的宝贵教训，深知宗教可以培养下层民众的道德和顺从，对于权力集团为他们所创造的社会结构心悦诚服。教士科学家们纷纷重装上阵，不仅灾变论者奋起捍卫上帝直接创造了物种的教条，而且连均一论的提出者地质学家赖尔也走上前台，反驳拉马克的理论，指出从现存的物种中观察不到进化的现象，故此更不能设想过去曾发生过物种的演化，从而坚持上帝创造物种的学说，为自己赢得了广泛的科学声誉。
1836年10月，达尔文随贝格尔号航行归来，随后的几年里，他定居伦敦，着手出版自己的游记，整理收集的动植物标本。出身于中产阶级上层，在剑桥受了大学教育，险些成为国教牧师的达尔文，在当时的科学界有着广泛的人脉，轻易就获得了名额稀缺的政府科学资助。他频繁出入于当时的科学活动场所，并担任了地质学会的秘书。可以说，此时达尔文在科学界正是一帆风顺。然而，也就是在这段时期达尔文的思想有了重大的转变，他认识到物种不是固定不变的，并发现了用于解释物种转变的理论-自然选择，变成了一名无神论者。他的思想把他自己吓坏了！他清楚地知道，假如不是上帝通过不断的直接干预统治着自然，而是自然本身依照着固有的法则运行，那么对自然而言，上帝就没有存在的必要。无论是自然，抑或是社会都根本没有什么上帝安排的秩序，教士、贵族和乡绅们就失去了他们赖以统治的借口，原有的权力结构和社会秩序将会土崩瓦解。他曾见识过科学界对于物种转变学说的口诛笔伐，更不用说他的自然选择理论将会使昔日和谐的自然显得如此兽性。他知道如果他公布了自己的理论，即使那些曾经一直大力扶植他的人们，像昔日剑桥的老师植物学家亨斯罗、地质学家塞治威克，抑或是好友赖尔都不会站到他这一边，只会对他严厉批驳，毫不留情。
达尔文的家庭经过他父祖两辈的努力已经集聚了大量的财富，不仅和工商业中产阶级的上层有着密切的联系，并开始向乡绅的社会地位和生活方式积极靠拢。达尔文并不是一名像马克思那样的斗士，勇于放弃自己的社会地位和舒适的个人生活，用自己的科学思想公然挑战宗教的权威，卷入到为下层民众而战斗的社会运动中去。更何况，他也没有那么多对下层民众的关怀和理解，在他眼里工业社会中残酷的生存竞争是铁的自然的法则，他所向往的生活不过是乡村牧师的闲适安逸，在温暖的家中不受外界的打扰，平日里从事自己心爱的科学研究，傍晚时分听家人朗诵有着愉快结局的小说，其主人公最好是一位娇美的女郎，让自己孕育出一种温馨的感情，忘记他所发现的自然的残酷和社会的不公带给他的痛苦。当然，他们家族所拥有的财富可以让他轻松地享有这一切。于是，他选择了逃避。在结婚两年以后，他于1842年9月离开了当时英国科学活动的中心伦敦，迁居离伦敦约15英里的达温宅，开始了自己乡绅-牧师式的隐居生活，此后除了偶尔的度假和访友之外，从未离开。
在达尔文订婚以前，他的父亲就曾告诫他要严密隐藏对宗教的怀疑观点，说如果他坦率地提出这类观点就会发生特殊的不幸。达尔文没有对妻子爱玛隐瞒自己对宗教的怀疑，但是对外界，他则严严实实地把自己包裹、伪装起来。在迁居达温宅之后，他陪妻子爱玛一起上教堂参加国教的仪式活动，他的孩子们也在当地的教堂受洗礼，他的家庭和教区牧师之间建立了良好的友谊。然而，即使这样他对宗教的怀疑还是给爱玛带来了很多的痛苦，给他们的家庭生活中抹上了几丝阴惨的颜色。在他死后，爱玛还坚持删去了他的《回忆录》中关于宗教的一节。在那个时代，有很多人对宗教的信仰不可否认依然是诚心诚意的，而宗教的控制也依旧渗透到人们的家庭生活和情感结构之中，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他们。看到这一点，也许我们就能对达尔文多一些同情式的理解，不会轻率地把他当作懦夫，他只是选择了适合自己而又力所能及的方式。更何况这种双重的生活、分裂的身份，把思想隐藏在心底的巨大精神压力，还有那挥之不去的“笨拙的、浪费的、拙劣的、低级的和残酷得令人恐惧的”自然形象都让他饱受煎熬，早已身患原因不明的周期性呕吐、心动过速心率不齐、眩晕、感觉异常、红斑、面部肿胀，久治不愈，缠绕终身。
编辑: ludongcn 作者:柯遵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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