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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来到达尔文的世界——重读《物种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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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09-02-03 15:09 文章来源: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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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达尔文 《物种起源》   点击次数:

达尔文忍受着这样的痛苦,在达温宅继续着自己心爱的科学工作。他对科学的欲望驱使着他不断前行。1844年7月,他把在两年前写就的关于自然选择理论的35页的简略概要扩充为230页,让其变得充实完整。并给自己的妻子留下遗嘱说,如果自己突然死去的话,请将它编辑出版。由此可见,达尔文把自然选择理论看作是他最重要的科学成就。然而,在他的回忆录中他却轻描淡写地把它归于1838年10月的一次意外事件。他“为了消遣,偶尔翻阅了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一书”,突然之间,生存竞争、适者生存导致新物种形成的想法就在他的脑海中涌现了。从他当时留下的大量笔记中,我们现在知道事情并不像他晚年的回忆录中所说的那样简单。

早在随贝格尔号航行期间,达尔文在南美洲观察到美洲鸵随着生活区域的不同,表现为新的物种类型,同时他也发现了大量的脊椎动物化石,见证了物种灭绝的现象。当时,地质学家赖尔已经提出,物种之间为了争夺生存空间必然会导致战争,其中更加适应环境的物种将会在竞争中取得优势,使得处于劣势的物种灭绝。达尔文知道赖尔的说法,而他在南美洲的所见所闻,急于开拓殖民地的欧洲人对土著印第安人的大屠杀和种族灭绝,使他更加相信为了争夺尽可能多的土地,物种之间的斗争和灭绝将不可避免。19世纪初欧洲人残酷的殖民扩张,使自然在他眼里变得并非那么和谐,开始露出它“血淋淋的锐牙利爪”。达尔文回到英国以后,大致从1837年3月起,他在加拉帕戈斯群岛的雀鸟、美洲鸵等生物地理分布上的研究工作,使他逐步相信了物种发生着转变,他开始寻找一种可以解释物种转变过程的自然机制。同时,他也意识到物种的转变理论所具有的社会意义,人类不可避免地进入了他的研究范围。他开始着手收集和阅读社会学、统计学和政治经济学等方面的文献。阅读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并非像他所说的那样仅仅是出于偶然,为了消遣,而是他研究计划中的一部分。

此时的英国工业社会正处于它最冷酷无情、悲惨阴暗的时期。自由放任的经济活动缺乏政府的干预和社会的监督,下层民众遭受着残酷的剥削和野蛮的待遇,处境日渐恶化,为生存而苦苦挣扎。然而,在绝大多数工商业的中产阶级看来,自由放任的经济竞争模式对所有人都是自由开放的,个人之间的竞争必将推动经济的发展,并给所有人带来好处。如果有人陷入贫困,那么他也必须自己为此负责。中产阶级获得的财富是对他们个人的能力、勤奋、节俭和自律应有的奖励,而广大下层民众的贫穷只是因为他们的愚蠢懒惰,缺乏才智和道德,是罪有应得。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更是指出,贫穷和生存斗争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人口以几何级数增长,而生活资料仅以算术级数增长。必须将穷人的工资维持在最低的生活水准,因为如果不让穷人一直处在饥饿的边缘,他们就不愿工作。更不能对他们实施院外救济,因为这样只会助长他们游手好闲,沉溺于酗酒和滥交的恶习。如果一定要救济,也必须实施院内救济,将穷人送入救济院,提供粗劣的饮食,并强迫他们劳动。救济院将尽可能像监狱,它不是出于慈善而是为了惩治。马尔萨斯的政治经济学道出了中产阶级的心声。1832年的议会改革之后,中产阶级刚刚获得少许政治权力,他们就首先听从马尔萨斯的教诲修改了原有的《济贫法》,于1834年颁布《济贫法修正案》,实行院内救济。

达尔文早已熟悉工商业中产阶级的态度。他的祖父和伯明翰这个新兴工业城市的工商业界上层过往密切,并且是伯明翰月亮学会的发起人之一,他的母亲是伯明翰陶瓷业巨头约瑟?韦奇伍德的女儿,他后来的妻子也是韦奇伍德家族的成员,他的表妹。他在伦敦生活期间的私人社交小圈子,兄长伊拉斯谟?达尔文、兄长的女友文学家哈里特?马蒂诺和表兄亨斯雷?韦奇伍德等人和马尔萨斯有密切的联系,是马尔萨斯衷心的信奉者和热情的宣传家。他的心底早已打下了工业中产阶级那种残酷态度的烙印,接受了个人主义、功利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思想,把当时英国工业社会中的自由放任、生存竞争的现状看作理所当然。在什么是物种的问题上,他采取了个人主义的思维方式,认为物种是由具有独特性的个体共同构成的群体,而当时的其他博物学家对物种大都还持本质论的看法,认为是像柏拉图的理念一样,由上帝创造出来的一种固定的类型。亚当?斯密等政治经济学家的著作,进一步加强了他的物种的群体思想和对自由竞争的认同。而马尔萨斯则让他找到了解释物种转变的机制。他把马尔萨斯对英国工业社会的贫穷和生存竞争的辩护运用于自然,类比推演出他的生存斗争、自然选择的机制。在物种内部就像在社会之中,由于资源稀少而个体数量过多,个体之间必然存在着生存斗争,那些拥有有利变异的个体将在生存斗争中占有优势,保存下来,并进而形成新物种。

早期英国工业社会的现实状况和个人主义、自由放任等工业中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引导了达尔文对自然的想象和建立在这种想象之上的科学研究工作。自然像社会一样,变得“残酷得令人恐惧”,生存竞争、适者生存则成为了自然的法则。不过,此时英国的工业中产阶级还没有在政治上真正掌权,1832年的议会改革只是给予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以选举权。从社会整体来看,教士、乡绅和贵族依然掌握着政权,并千方百计地维护土地阶层的利益和国教的文化霸权。1844年10月,钱伯斯匿名发表《创世的自然史之遗迹》一书,倡导一种发育进化论,遭到了宗教界和科学界的严厉批驳。塞治威克迅即写出长达85页的批评文章,文句之间充斥着“十足的轻蔑、鄙视和嘲笑”,那愤怒辛辣的批评让达尔文在阅读时“恐惧战栗”不已,所造成的心理阴影在十多年后依旧挥之不去。达尔文再次意识到提出物种的转变理论的时机尚未成熟,需要耐心等待,谨慎从事。达尔文也就只好隐居在达温宅悄悄地继续他的科学研究。

达尔文大量收集和进化论相关的事实材料,从事对蔓足类甲壳动物的研究,探讨自然选择理论的细节,以加强它的解释力。他用功利主义的方式对生物适应环境的现象做出解释,替代适应现象的自然神学设计论的论证,表明适应现象是自然对个体偶然变异选择的最终结果。自然从此丧失了它的目的性,进化是偶然的,毫无目的,只有适者能够生存。他用工业生产中劳动分工的类比解释了化石记录中趋异程度增加的现象,就像经济活动中劳动分工越来越细、专业化越来越强,动植物界的自然选择也将导致一种生物功能上的特化,从而占据不同的生态位,将进化描述为一个不断歧化的分支过程。最终,他的自然选择理论不仅彻底排斥了自然神学的目的论解释模式,并且可以和当时的古生物学、形态学和胚胎学相吻合。同时,他也密切地关注着科学界的活动,逐步地向少数朋友们如赖尔、胡克、阿沙-葛雷等人透露自己的思想,促使他们思想的转变,向自己靠拢。他着手建立一个能支持他的思想的科学家小圈子,在新一代的年轻科学家中寻求帮助,希望借助他们来对抗昔日的教士科学家们。其中,争取到这些年轻科学家中的核心人物赫胥黎的支持至关重要。他明白,他的胜利只能是在“成长起来的年轻人代替老年人的时候!”

1856年,在赖尔的劝告下,达尔文开始写作关于自然选择理论的巨著,其篇幅要比以后的《物种起源》多四五倍,里面编织的大量事实材料可以让达尔文把自己的研究工作充分展现为培根式的归纳方法,而不是令当时科学界厌恶的假说演绎方法。然而,华莱士事件打断了达尔文的计划。他只好终止了自己的写作,尽快写出一本概要来。1859年11月24日《物种起源》出版,印数1250册,当日售罄。《物种起源》的巨大成功标识出了当时的时代氛围。此时,经过二十余年工业中产阶级的斗争,《谷物法》、《航海法》相继废除,自由贸易的原则已经成为英国的国策,工业资本主义大获全胜,英国刚刚迈入自由资本主义的鼎盛时期。宗教信仰的气氛日趋自由,国教的文化霸权已经岌岌可危,工业中产阶级在文化中发出了更多的声音。对于一本将自由放任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合法化,并将其变为自然法则的科学著作,他们表现出了强大的购买力。截至1876年,《物种起源》一书共出六版,仅在英国就已经售出16000多本,并被翻译为几乎所有的欧洲语言。对比一下,马克思的《资本论》德文第一版(1867年)的销售状况,印数1000册,五年卖完。我们可以想象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一书在当时的销售记录是多么的惊人!

《物种起源》一书的出版距今即将一个半世纪,在这期间人类历史和社会发生了许多血腥恐怖的事件,其中绝大部分都和生存竞争、自然选择的理论有关。从来没有一个社会建构的科学理论具有如此完美的自反性,它来自于社会,又被运用到社会之中。几乎在《物种起源》出版的同时,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潮就兴起了。生存竞争、适者生存被正式运用到了人类社会之中,科学地证明社会的不平等,人与人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和国家与国家之间弱肉强食的合理性,符合自然的法则和进化的过程。对于自两次鸦片战争以来就被带入了这种世界秩序之中的中国人来说,亡国灭种的痛楚依旧挥之不去,体会深刻。对此我们无需赘述,这里想说的只是,当今天我们的国家已经崛起,并致力于建设一个和谐的社会,维护世界和平的时候,也许我们有必要带着历史的眼光重读《物种起源》一书,反思达尔文主义对我们的影响,尝试着去摆脱达尔文主义的思维和话语,并试着去想象、诉说和建设一个美丽的新世界。因为,历史已经告诉我们,无论是社会抑或是自然都由我们建构而来,世界的未来就掌握在当下我们的手中,要关怀人,勇于大胆地梦想更好的生活,并付诸于行动。只有那些心底阴暗、怯懦消极的人才会在反乌托邦的幻想中黯然神伤,他们放弃梦想的同时也就在现实面前悄然止步。

编辑: ludongcn 作者:柯遵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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