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会现场
汶川、玉树、芦山等地震发生后，“灾难医学”作为一个学科应运而生，受到政府、学界、普通民众广泛关注。5月12日，国内第二届灾难医学大会在四川省成都市召开。会议由中华医学会灾难医学分会主办，本届主题为“灾难医学：始于灾前、重于灾中、延于灾后”。
社会各界 广泛参与
中国工程院王正国院士、国际急诊医学联合会理事王一镗、国家地震局总工程师、国务院应急办参事曲国胜、灾难医学分会主席刘中民、中国国际救援队队长侯世科、中央电视台记者白岩松、《健康报》总编王硕、国家卫计委应急办处长李正懋等参加本次大会并做主题发言。
灾难医学作为新兴的交叉性学科，兴起于汶川地震之后。本着“始于灾前、重于灾中、延于灾后”的学科理念，主委刘中民认为：所谓灾前，包括灾难医学救援体系的建立、专业队伍的培训演练、预案的建立、设备的研发；灾中包括现场搜救、检伤分类、徒手心肺脑复苏、后送转运等；灾后包括环境的消杀灭净、尸体处理、疾病防治、心理救援、机构重建等。灾难医学是一个完整的社会救援体系。
来自国内二十多个省600多位的灾难医学分会委员参加了本次会议，80余位代表作了发言，当日参会人员共提交400余篇论文，会议闭幕推迟30分钟，盛况空前。会议主题涵盖灾难医学的各个方面，充分体现了灾难医学整合各类学科的特点。
作为灾难医学分会常委，著名媒体人白岩松参加此次会议并作“在沉静中曲直前行“的主题演讲，针对灾难医学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为社会救援定位定名很关键”、“72小时的概念需要民众理性评估”、“未来五年应该有更高的要求”，作为媒体人，角度独特但发人深省。
务实主题 推动合作
本次大会围绕：《芦山大地震现场救援经验交流》、《地震救援指挥管理和装备研发》、《地震灾难现场医学和心理救援》、《地震灾难危重伤救治和信息数据研究》四个主题展开交流。
社会各界参会人员通过主旨演讲、分组讨论、参观考察、项目展示、技术交流等方式达成共识、推动项目、实现合作。北京灾难医学分会委员、德美瑞医疗公司董事长李静：我们公司一直致力于应急救援领域的产业开发和转化，希望我们能共同联手，为推动中国灾难医学事业的发展尽一臂之力。
青年委员 后继有人
作为本次大会重要议程之一，5月11日晚，中华医学会灾难医学分会召开全国青年委员成立会，吸纳来自全国各地53位青年委员，成立了一支灾难医学的年轻队伍。会议选举产生了青年委员会的骨干，第三军医大学附属创伤医院张连阳任主委，北京武警总医院刘亚华任秘书长，天津武警后勤学院附属医院樊毫军、四川大学附属华西医院曹钰、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李增春、北京协和医院刘继海任副主任委员。青年委员的成立和骨干的选举为灾难医学事业注入了新鲜血液。
青年委员成立会
本次会议上，灾难医学分会青年委员、来自华西医院的曹钰教授首次公布了《芦山地震与汶川地震医学救援对比性分析》。作为两次地震的转运后方医院重症监护室负责人，曹钰通过亲身经历阐述两次大地震的后方抢救，以数据作对比，指出芦山地震死亡率、致残率、截肢率的大大降低：“在救援过程中前方、后方救援力量对于“分工明确、分级救援”的重视，对于重症伤员的第一时间集中转运收治大大降低了危重病人的死亡率。”这同时证明国内医务界灾难医学的进步。
国际交流 共享经验
会议进行了国际交流。共有来自6各国家的12位国外救援专家参与会议。世界灾难医学会主席Paul Arbon、世界人道救援医学会主席Bernard Debre、韩国国家救援队队长Youngguk Kim、俄罗斯紧急情况部救援中心空中移动医院院长Ivanyus、德国红十字会赈灾部官员Helke Dirschau、 美国马里兰休克创伤中心信息部主任Peter Hu等到会分别介绍了本国灾难救援的经验。
其中，韩国国家救援队队长Youngguk Kim、法国国民议会议员、著名泌尿科医生贝尔纳.德勃雷五年前都曾亲自率队参加过汶川地震救援。13日，他们将重访汶川医疗卫生体系重建现场。
白岩松： 为社会救援定位定名很关键
作为灾难医学分会常委，著名媒体人白岩松参加此次会议并作“在沉静中曲直前行“的主题演讲。
白岩松到场演讲
汶川地震时，对于地震的定位与定名过早的集中在了“汶川”，以致于前期忽略了灾情更重的北川。而今年420定名时，第一时间准确的完成了四川——雅安——芦山的定位定名，提供了准确的信息，让所有的救援力量清晰究竟应该往哪儿去。
另一方面，这次救援也让大家逐渐认识到，专业救援要有明确的分工和专门的渠道，不能淹没在民间救援中。“理性救援”这次大家提到的比较多，之前我遇到成龙，他也提到：“之前汶川前往一线，现在选择在后方。”从灾时的紧急救援时专业队伍发挥主要力量，到慢慢过渡到灾后重建，就是民间力量发挥主导作用的时候。
之前救援72小时紧急救援的概念被传的很热，但我认为现在应该考虑72小时的概念是否已经到了民众需要理性评估的阶段，可能在社会上不要过度、过多的强调这一概念。大家最近都看到了孟加拉塌楼事故里，一位女性幸存者在事故发生17天后被营救。其实，随着未来中国人民减灾意识的增长，家中有意识的储备更多的应急物资，灾难来临时，存活的时间可能会更长，因此这样的概念应该逐步淡化。另一方面，作为被救援者来讲，如果72小时的概念太深入人心，在等待救援的过程中，一旦过了72小时，可能会失望，淡化坚持的信念。大家都明白，在恶劣环境下，信念是很重要的。
这次的会议很有意义，大家在512这个特殊的日子里在成都济济一堂，探讨灾难医学的发展，讨论如何让今天的救灾变成明天的减灾。
这次芦山地震的时候，前期救援队有反馈，没有给官兵配备头盔，导致救援时容易头部受伤，后来很快部队就开始筹集钢盔提供给前线。作为一线救援人员，应该在救灾后总结经验，知晓哪些二次伤害时可以避免的。我认为救援人员的受伤相当于双倍受伤，因为这一定成都上削弱了救援力量。如何把个例慢慢变成预警，如何在没有发生灾难的平时思考应对方法，这可能是之后灾难医学应该考虑的问题。包括预防的科普知识应该升级——新的自救常识的普及，如何处理伤口如何搬运等，而不是停留在地震来了怎么办的阶段；医学人士应该思考，未来的应急包，标配应该是什么；城市规划——如何有效的安排人群疏散和紧急避难，等等。
我们现在灾难知识的科普，一般集中在学校和社区。最新的调查中国留守儿童有6100万，有相当大的比例是独自居住的学龄前儿童，还有和祖父祖母居住在一起，祖父祖母的平均年龄59.2岁，教学水平停留在小学，常规的科普方式并不适用。
未来灾难医学的发展，也是应急救援的方向——希望能让救援由行政主导向专业主导过渡，行政指挥与专业救援形成默契的配合。
在座各位坐在这里，选择了灾难医学，也就意味着选择了责任和艰辛。之前我跟刘中民主委也聊到，“灾难医学不能像别的领域一样，带来名利的收获，但是却能给人心理的充实感。”这应该是灾难医学同时也是社会救援的主旨：救援永远是被救援者的需求，而不是救援者名与利的需求。
同时也感谢四川人民，他们用乐观和信念，扛起来灾难，也给全国上了一堂应急救援的安全课。“512”的含义是“我要爱”，这也是灾难医学、应急救援最本质的理念。
在与会者中，有一个群体格外引人注目，他们是五年前不远万里来到灾区的外国救援队专家。大会开始前，记者采访了美国马里兰大学创伤医学中心的托马斯·格里泰姆博士和胡富民教授，以及法国著名泌尿外科医生德勃雷。在他们看来，雅安芦山地震显示出，中国的医疗急救与五年前相比更符合“黄金一小时”原则，例如，军队与医疗人员的配合更为密切，对伤员的检伤分类更为合理。
格里泰姆：加强医疗急救培训演练
马里兰大学创伤医学中心是美国唯一一家专治创伤病人的医院，正是这家医院的创始人考莱，提出了著名的“黄金一小时”原则，即对重症创伤者而言，在一小时内进行有效救治能大幅提高其存活率。在这一原则的指导下，如今马里兰大学创伤医学中心的重症创伤者存活率高达97%-98%。
谈起五年前的四川之行，该医学中心的麻醉专家格里泰姆博士仍记忆犹新。当时，应中国政府邀请，他作为美国医疗急救队的一员，与四位同事一起来到了成都的华西医院，与中国医护人员共同奋战，救治重症创伤病人。
“在华西医院的十天时间里，每天早上我都会看到穿着不同制服的医生和护士，一打听，才知道他们是从全国各个医院调集过来的。中国政府的组织能力真的很强，对其他国家来说是一个榜样。”格里泰姆说道。然而，他也觉得当时的医疗急救水平还有进一步提高的空间。“一些伤员因为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间，不得不截肢，这是令人遗憾的。我们可以把工作做得更好。”
事实上，许多国家的灾难医学水平都是在经历了特大灾难后取得长足进步，并在下一次灾难中得到检验。格里泰姆举例说，近年来的两场飓风——2005年的卡特里娜飓风和2012年的桑迪飓风，就让美国的灾后急救水平有了提高。飓风灾难发生后，美国军队和医疗机构密切配合，用直升机把大量灾区伤员运送到安全区域，并在运送过程中开展急救。“在军队和医疗机构的配合上，中国也做得越来越好。三年前的玉树地震，军用直升机就在很短的时间内运送了大量伤员。”
说到对中国灾难医学的建言，格里泰姆认为加强培训和演练非常重要。美国大学的医学专业里，一部分学生会学习灾难医学课程，并参与各种演练，包括用直升机运送伤员的急救演练。
胡富民：提高检伤分类水平很重要
胡富民是马里兰大学创伤医学中心的一位华裔工程专家，老家在上海。五年前，他作为美国医疗救援的一员，负责远程医疗和翻译联络工作。
五年来，他一直惦记着他们救治成功的北川中学女生秀秀。“这个女孩很可爱很坚强，温总理看望过她，但当时她已被截肢，而且气管插管、血液体外循环，伤情很严重。”胡富民教授说。经过中美医生的全力抢救，秀秀最终脱离了危险。“听说秀秀已经读大学了，希望能在这次汶川大地震纪念活动中看到她。”
在当时的救援工作中，胡教授发现了一个比较异常的情况——脑外伤病人很少。“在我们以往的地震伤员抢救中，脑外伤占了很大比例，但在华西医院这类伤员很少。”据他分析，有一种可能性，那就是对入院前伤员的检伤分类存在问题，导致这部分重症创伤者没有进入四川最大的医院。“当然，这只是我的猜测。不管怎么说，在灾难急救的各个环节中，检伤分类是非常关键的。医疗人员必须在缺少设备的情况下做出准确判断，把各种伤情的病人送到最合适的医院。”
胡富民指出，五年后雅安芦山地震，伤者的死亡率与汶川大地震相比大幅降低，这表明医疗人员的检伤分类水平很可能有了提高。他也希望，中国的医院、高校医学专家继续加强这方面的培训。
要符合“黄金一小时”原则，运送病人的速度也很重要。胡富民告诉记者，马里兰大学创伤医学中心平均每年收治8500个病人，其中25%是直升机运送来的。该医学中心配备了12架直升机，免费运送伤员。直升机的高额开销，来自马里兰州居民每年的汽车牌照缴费。
那么，我国有创伤中心的医院是否有必要配备直升机？胡教授认为，要视具体情况而定。他所在的医院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驾车从马里兰州的最东端驶到最西端，需要四小时，不符合“黄金一小时”原则。因此，是否配备直升机，要看该医院所“管辖”的地区是否足够大。其次，民用直升机的使用需要一套机制来保障，包括救护车将伤员送到直升机可着陆的地点，以及警方的配合。
德勃雷：楼房抗震能力是生命第一保障
汶川大地震发生后，德勃雷教授是第一位进入灾区救援的西方人。他曾任法国社会发展与合作部部长，目前在中国担任东方医院名誉院长，中法泌尿外科中心主任参与过阿尔及利亚、巴基斯坦、阿富汗等国的灾难救援，。2008年6月初，他和东方医院院长刘中民带队的国内应急救援队一起，率领一支法国医疗队进入德阳，开展人道主义救援，并将生活用品和书籍发放给灾民。
“在我参与过的国际救援中，中国政府组织的救援工作在所有国家中是做得最好的。”德勃雷说，“有些国家在自然灾害发生后，灾区就处于瘫痪状态，国际救援队必须进入那里。而汶川地震发生后，说实话，国际救援只是‘点缀’。”
从拿破仑时代开始，法国的灾难救援就遵循按伤员的伤重程度而非社会地位进行分流转院的原则。让德勃雷感到高兴的是，汶川地震发生后，中国医疗人员遵循的也是这一原则。此外，中国政府的灾民安置、包括心理治疗在内的医疗急救、军用直升机的运送工作也令他印象深刻。
德勃雷认为，汶川大地震五年后，中国的灾难医学水平一定有了进一步提升。与灾难医学相比，德勃雷更关注中国楼房的抗震能力。“当时，我们在灾区看到很多房屋整体倒塌了，如果没有倒塌，死伤人数一定会大幅减少。所以，我希望中国人能造出更坚固的房屋，这是地震来临时减少伤亡的首要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