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由中山大学肺癌研究所、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上海市胸科医院肺部肿瘤临床医学中心和澳大利亚墨尔本St Vincent’s Hospital联合主办的第四届广州国际肺癌论坛暨首届中澳胸部肿瘤研讨会在广州召开，会上丁香园通讯员就非小细胞肺癌相关问题采访了Gavin Wright教授。
澳大利亚墨尔本St Vincent’s Hospital Gavin Wright教授
1. 近年来晚期非小细胞肺癌治疗的突破点在于基于基因分型的分子靶向治疗，您在肺癌的分子靶向治疗方面有哪些新的研究成果可与我们分享？
Dr. Wright: 用吉非替尼或厄洛替尼靶向治疗表皮生长因子受体突变已成为主流，但这些基因改变只对一小部分的肺癌患者有效。因此，我们需要寻找其他的分子靶点。克唑替尼治疗ALK融合，效果非常好。我们已发现一些新的、治疗鳞状细胞肺癌的靶点。我们多年前的一项研究报道了FGFR1基因扩增。
最近，我们报道了一种新的重复融合（NRG1-CD74），它通常伴随不吸烟患者特有的一种非小细胞癌——侵入性粘液腺癌出现。这种融合应该用曲妥单抗治疗。曲妥单抗通常用于HER2阳性乳腺癌的治疗。
显然，已报道的小数量肺癌案例提出了许多靶点，例如达拉菲尼或威罗菲尼可显著抑制BRAF突变。我们希望未来可以有更多的靶点可用于癌症治疗。我相信最终我们可能需要一些多元基因组测试来确定每位患者的肿瘤治疗靶点。
2. 您能否为我们解读一下“寡转移（oligometastatic ）”这一概念对于非小细胞肺癌治疗的意义以及这类患者治疗策略的关键？
Dr. Wright: 我们发现，肺癌寡转移很特别，它局限于脑转移，是可控的原发性肺癌。在我们单位，我们积极治疗这些患者。我们对肺癌进行手术治疗或放疗：手术切除脑转移，给全脑放射治疗和辅助化疗。这种转移与其他所有转移性肺癌相比，拥有长期生存率。
现在我们已经在使用分子治疗，我们也会对这些病人进行手术切除。考虑到在脑部靶向治疗表皮生长因子受体酪氨酸激酶抑制剂效果不明显，脑部手术和脑部放射治疗非常重要。
3. 胸腔镜技术在胸部肿瘤治疗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您如何评价微创治疗非小细胞肺癌的作用？
Dr. Wright: VATS（电视胸腔镜手术）已经被使用相当长一段时间。事实上，VATS 肺叶切除术现已经出现20多年。然而，它曾经发展非常缓慢，尤其在某些国家。即使是在一些发达国家，发展的也是相当之慢。
当我们开始VATS时，只有偶尔的情况下是理想的。那些病例中，有的病人的肿瘤很小，有的属于外周型肿瘤，还有的拥有完美裂缝。我们只在很小比例的患者中使用了这个技术。我们逐步完善技术，使得肿瘤较大的患者几乎都不需要接受开胸手术，仅仅一些复杂情况才需要。几乎所有的病例，即使很复杂的手术，现在都可以通过VATS治疗。
4. 您认为中国在肺癌临床治疗和基础研究方面的发展状况如何？还存在哪些不足？
Dr. Wright: 我认为有两方面不足：一方面，就突变而言，像中国及日本这样的国家与我们之前调查的西方国家相比，患者范围存在差异。比如说，在澳大利亚，少于三分之一的腺癌会发生EGFR突变；然而在东亚，这种情况占了一半或以上的比例。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中国的优势。但是，患者一定会获得EGFR抑制剂的抗体。我认为中国的研究应该聚焦在耐药机制的研究。因为你们已经很好的治疗了很多患者，随后的无效治疗应该是需要研究的对象。中国拥有这么多的人口以及足够数量的不同耐药机制，开展临床试验非常理想。我觉得中国对这项研究来说相当重要。
5. 今年是首届中澳胸部肿瘤研讨会，可否为我们展望一下与中国合作交流的前景？
Dr. Wright: 我觉得就交流而言，有很多重要的合作机会。障碍通常来自监管部门，这些往往会阻碍建到设性的交流。你可以看到这个会议给澳大利亚和中国同行之间带来多少互动，极大地体现了个人水平。但要获得大规模的合作，还是需要政府和监管机构的作用，我们在这些方面的影响比较小。